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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 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 同注③，第101～1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
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④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In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
，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
“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