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1）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
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
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
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can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he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
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
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
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
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
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
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
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
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
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2）
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
① 参看《漫游的感想》第四则“往西去！”《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页。②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
③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曾写道：
余于6月16日至绮色佳，去此八阅月矣。此次归来，恍如游子归其故乡，甚多感喟。戏谓此次归绮色佳为“小归”，明年归国可谓“大归”耳。小归者，归第二故乡也。大归者，归第一故乡也。（《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 恍如游子归故乡”，1916年7月5日追记。）
④ 见《漫游的感想》第二则“摩托车的文明”所引，《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4页。
⑤ 《漫游的感想》第三则“一个劳工代表”，同上书卷一，第58页。
⑥ 同上书卷一，第58～59页。
⑦ 同注②第六册，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经日本返国途中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
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①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 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 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1）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顾在信中向老师和泪进言，说：
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①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是重要极了！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胡适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胡适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还逃得掉吗？他在日本观望20余天，日夜思虑的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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