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 第3部分

　　拉斯·卡斯毕业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1510年在美洲被封为神父。他为侵略者的暴行激怒，斥责这“违背了理智、违背了自然法则、违背了福音、违背了上帝。”因此，他一生为保障印第安人的合法地位而奔走呼告并写下了不少要求保护印第安人权益的论著。

　　拉斯·卡萨斯用笔深刻揭露了西班牙征服者的野蛮暴行：“有一回，我亲眼看见，在这种栅栏上烧着五名首领和另外几名印第安人；他们痛苦的叫声惊醒了一位睡在附近的西班牙军官，他要求把他们勒死，以便停止叫嚷。但是他的一个部下，残暴性却胜过这位军官，不愿结束酷刑，他把印第安人的嘴塞住，为了更增加他们的痛若，往火堆里又扔上一些木柴。”拉斯·卡萨斯怀着愤怒，用冷静、细致的笔法记下了征服者罪恶的行径。他总结说：“没有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向人们叙述所有这些嗜血的人所干下的可怕的事，他们似乎是人类的公敌。”

　　同埃尔西利亚一样，拉斯·卡萨斯的言论文章遭到了教会内部和一些大臣的恶意攻击，他们骂他是“坏教士、坏神父”，甚至想将他囚禁起来。在他死后，西班牙的文学和历史专著对他的评价不太统一，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有，但在墨西哥的文学和历史专著中，他却得到一致肯定和赞扬。“第十个缪斯”

　　——索尔·胡安娜及其　《初梦》

　　索尔·胡安娜（1651—1695）是17世纪下半叶美洲殖民地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被誉为“第十个缪斯”。她在戏剧、散文和诗歌创作上都有一定成就。

　　一、戏剧

　　索尔·胡安娜一生只写过两部喜剧，都是欢迎到任的总督的应景之作，她自己一向不看重这两部喜剧。文学史上却对它们有着极高评价：“十七世纪一个西班牙美洲人创作的最好的作品。”

　　《家庭的责任》是索尔·胡安娜按照亚里斯多德的“三一律”法则，以卡尔德隆的袍剑剧为模式而创作的。全剧分三场，中间穿插了两个独幕笑剧。讲述的是贵族佩德罗如何追求才女丽奥娜的故事。第二部喜剧《爱情更是迷宫》是同胡安·德格瓦拉合作完成的。故事情节与《家庭的责任》相仿，力图描写火热的爱情以及复杂的感情纠葛所表现的人际关系和宫廷政治。

　　二、散文

　　索尔·胡安娜的散文以一封信最为著名。智利文学家奥塞科认为：《答索尔·菲洛特亚·德拉·克鲁的信》是“一篇具有非常宝贵的传记价值的作品，她在其中为她毕生的追求学问作了解释，是美洲出现的最有人情味和最高尚的文学文献之一。”

　　《初梦》看似一夜之梦的叙写，实际上还是诗人一生精神悲剧的缩影。索尔·胡安娜终生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净化自己的灵魂，渴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超凡脱俗、登上知识高峰。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终究南柯一梦。

　　索尔·胡安娜还运用十四行诗、抒情诗、谣曲和四行诗等诗体，写了大量的爱情诗，表现了对纯真爱情的热烈追求。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泪流解痴情》。

　　第三章　美洲精神和　‘解放者”之歌

　　——独立革命时期的文学

　　概　　　述

　　在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海地于1790年首先举起了独立运动的大旗，这不啻是一个导火索，不久，独立运动的烽火迅即燃遍整个拉丁美洲。到1826年，在这个年轻而古老的大陆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已摧毁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统治。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他们以文学为武器，为拉美独立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独立运动的先驱以欧洲资产阶级思想为营养，以法国启蒙运动大师卢梭、伏尔泰、孟德思鸠的思想为指南，采取办报纸、印传单等方式，抨击和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智利的黎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墨西哥思想家报》等报纸成了当时战斗、宣传的中心。这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们针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提出了“自由和独立”的口号，并为实现这两个口号而英勇奋斗。他们不少人直接参加过打击酉班牙殖民军的战斗，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同启蒙主义一道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作了舆论准备的，还有古典主义。古典主义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欧。它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为圭臬，遵循理性至上原则，主张抒写一般的人性和自然，属守“三一律”。1800年到1830年间，欧洲的古典主义通过法国和酉班牙传入拉美。由于拉美的特殊条件，古典主义在新大陆得到改造和加工，有了新的内容，被称为“美洲新古典主义”。“拉美新古典主义”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战斗和宣传的工具。他们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大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古印第安文学的价值。

　　在启蒙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双重作用下，从1800年到1830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如墨西哥作家何塞·华金·德·利萨尔迪（1776—1827）、委内瑞拉著名学者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厄瓜多尔著名诗人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　（1780—1847）、古巴著名诗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1803—1839）等。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重要作品有奥尔梅多的《胡宁的胜利：献给博利瓦尔的歌》、贝略的《与诗谈论》和《致热地区农艺的颂歌》、埃雷迪亚的《在乔卢拉神坛上》和《尼亚加拉的颂歌》等。在小说创作方面，利萨尔迪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

　　拉美小说的开山之作

　　——　《癞皮鹦鹅》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民族独立战争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土地上基本获得胜利，多数国家材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其间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整整三个世纪中，由于民族文化长期遭受殖民者的压制和摧残，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没有出现过一部小说。直至1816年，流浪汉体小说《癞皮鹦鹉》才得以问世，它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第一部小说。作者利萨尔迪也因此成为拉丁美洲小说的开拓者。

　　利萨尔迪　（1776—1827）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抨击贵族和高级官员的专横统治，谴责教会对人民的愚弄，揭露社会流弊、维护妇女权利，反对奴役黑人。其作品除代表作《癞皮鹦鹉》外，还有小说《悲伤的夜晚与欢乐的白天》、《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饮达的生平事迹》、剧本　《敏感的黑人》、《火枪手的独脚戏》、诗集《欢乐的时刻》等。

　　《癞皮鹦鹉》又名《佩里基略·萨尼恩托》，写于1815年，是一部描写流浪生活的小说。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介绍“我”的身世、冒险和流浪生涯。小说问世后，在墨西哥引起强烈反响，褒贬不一。

　　小说中的“我”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血统高贵但是生活小康的家庭。因童年教育不当，“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伤害。上学时，“我”穿着绿上衣、黄裤子，象个鹦鹉，又因为“我”姓萨尼恩托，读音近似“癞”，所以同学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癞皮鹦鹉”。毕业后，“我”开始涉足社会生活，起初在修道院当修士，但因无法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和清苦的生活，便逃出了修道院。“我”先后当过地痞、小偷，并被投入监狱。释放出狱后，“我”又伪装成医生四处行骗，因为“我”没钱，但必须吃饭。后来因医不了瘟病而狼狈出逃。逃亡中，“我”遇到一个女人，便一同厮混。不久，“我”又同一位正派小姐结了婚。婚后，“我”仍不思悔改，终于导致家庭破裂，妻子病亡，“我”只好再度外出流浪。不久，“我”又被捕入狱，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充军到马尼拉。在那里，“我”给一个上校当勤务兵，在正直的上校的熏陶和帮助下，我开始改过自新，并积攒了八千比索，准备回国后做生意。归国途中，“我”不幸在海上遇险，失落全部钱财。回到国内后，为生计所迫，“我”加入一盗窃团伙，重操旧业。不久，团伙头子哈努里亚奥被处死，这使“我”极为震惊，于是，“我”开始进行反省、自责、并改邪归正，度过了安静、愉快的晚年。

　　小说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抓住“鹦鹉”身上的特殊性格，运用生动、流畅的文笔，不仅揭示他身上善的一面，也细致地刻划他身上恶的一面，从而使人物的行动和命运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鹦鹉”刚生下来时并不坏，因为意志薄弱，在周围恶势力的引诱下做了一些坏事。但他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只因得不到正当的教育，所以整日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作者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圆形人物。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善于抓住他们的特殊性格，选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描写。在描写泻药医生时，为了表现他的饶舌和看似高雅实则庸俗的特征，在他的言谈中，作者有意加进许多拉丁文短语，逼真地刻划出了他的语言特点和情态特征。

　　小说的思想主旨健康而丰富。小说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认为：“以除弊为名，来满足他的尖刻邪恶的品格。”其实，鞭挞丑恶达到除弊，正是作者的创作动机。作者以“鹦鹉”这一人物表明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人改恶从善的重要条件，要想改造人，必须先改造社会，因此，他通过作品热情宣传启蒙主义思想，这对于促进美洲主义精神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小说在叙事和讽刺方面也有许多成功之处。语言流畅，情节曲折，为拉美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构上，小说也存在着许多不尽合理之处。小说的结构是流浪体小说，这种小说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和十六世纪的法国曾盛行一时。这种小说的主要优点是包罗面广，可以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缺点是比较松散，难以达到深刻批判的高度。利萨尔迪用这样的结构方法来创作《癞皮鹦鹉》，很适宜于表现当时社会的混乱场面。但也带来结构简单、缺乏整体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中出现过多巧会、议论冗长等缺点。不过，在当时的拉美，整个文坛一片凋零，利萨尔迪能在没有借鉴、参考的前提下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确实应充分估价其作用和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当时拉美小说尚处在萌牙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美洲的金塔纳

　　——德·奥尔梅多

　　拉丁美洲在诗歌方面先天不足。它面临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要用西班牙语写作。而在拉丁美洲诗歌诞生时，西班牙诗歌已有了五百年的历史。黄金世纪的灿烂光辉普照着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使其他任何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学都黯然失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独立革命时期。当奥尔梅多推出　他的力作《胡宁大捷：献给波利瓦尔的颂歌》时，这一格局才有所改观。

　　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1780—1847）生于瓜亚基尔。二十八岁时，就开始了诗人生涯。他一生大约写了九十篇诗作。虽为数不多，但他的《胡宁大捷：献给波利瓦颂歌》和《献给米纳里卡的胜利者弗洛雷斯将军的颂歌》两首杰作，以雄浑的气势、昂扬的激情、粗犷的笔触使他成为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欧雷里奥·埃斯庇诺斯·波里特曾用生动的比喻来称赞这两首诗：“可以将他的作品比作一块美丽的沃野，在普通花木中间，出其不意地长出了两棵无法解释的参天大树，竖起了两座与周围环境极不和谐的伟大的碣碑。”

　　奥尔梅多诗作的格调，起初如同他对祖国母亲的温柔多情一样，后来，他开始学习古希腊、罗马一些优秀古典作家的艺术技巧，将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古典作家奉为楷模，并从当时欧洲作家梅伦德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当“新古典主义”在美洲盛行时，他又继承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借鉴西班牙著名诗人金塔纳和霍维利亚诺斯的手法，使用七音节和十一音节交替的自由诗体“席尔瓦”，文中也多用拉丁文，以古典神话作隐喻，从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在美洲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磅礴气势和雄浑力量。

　　1823年，奥尔梅多作为秘鲁的使者，前往哥伦比亚，请求“解放者”波利瓦尔派遣部队，结束动荡的政局，实现彻底的独立，1824年，波利瓦尔亲率大军取得了胡宁大捷。奥尔梅多为克里奥约人的胜利而振奋，同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