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杜回来了拍了拍他的腿，姚世鹏才停止这种奇怪的抽搐。他摇摇头，双手一上一下梳理头发。起身走到过道上就那么冷冰冰站着。
“去什么地方这么半天？”
“胃不太舒服。前天吃了馅生的水饺。”
“若地搞上了李唯。”
“只要是母的他和谁都可以搞上。”
“人是好人——”
“谁个不是好人？我看你像个农民伯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都不像你。”
“你是说那个躺在女人身边手淫的男人？”我嘻皮笑脸地说。“怪不得在卫生间呆那么久。”
“嘴上积点德行不？”说着，Mark杜神秘地转过话题。你从哪儿弄来这两个风骚娘们，别告诉我是网上下载的吧？”
“你才真的要积点口德。喝人家的啤酒还有脸东说西说。”
“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中人。李唯的肌肉走向不错。她愿做模特吗？”
“人家是有钱人。”
“他妈的年纪轻轻的就是有钱人。北京这城市疯了。”
“你没听说过中国真正的富婆都在北京？”
“这城市疯了。这城市真的疯了。”他咕隆隆灌了两口啤酒。
“你不去跳舞？”
“没听说哪个找了跳舞的女人之后还想跳舞。”
“那你提议来蹦的。”
“若地要啊，他说这地方不讲究身份。”
“安的爸爸抓她回去干什么？”
“老家伙听说安在北京不是在什么文艺团，而在夜总会跳舞，老两口气得半死。这种思想鬼晓得当初东北人怎么打败小日本。”
“父母有父母的看法。再说安找份正正规规的工作也不是不可以。你姐姐也说——安这种人哪，一言难尽。”
“什么一言难尽不难尽，安只会跳舞。你从小被训练的是思想。别人被训练的是身体。”
晚上回到我的公寓，Mark杜仍然兴趣盎然。
“你不让若地过来睡他还真的有点生气了。”
“不是我不让，你看我这儿三个男人怎么个睡法？做好人坏人都是你。Mark杜提起这个话题，我多少有些生气。
三点钟我们离开滚石。若地喝得东倒西歪。李唯直接是每一个毛孔都醉了。她的围巾掉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可是看到公寓附近熟悉的街道，她清醒得像只母猫。她让司机靠边停车，她和毛丽两个下车让我们先回去。我猜想她是怕守电梯的女工疑心。可是我们到电梯房的时候电梯间没有谁值班。若地被收中介费为生的同乡挟上另外一车辆，他不停地又叫又闹，非得要到我的公寓来不可，最后还是毛丽过去撒了两次娇，他才在千叮万嘱中分了手。Mark杜坐到副驾驶室，他一路上和司机说个不停。李唯像一堆棉絮那样堆在我面前。我一边让司机开足空调。一边打趣毛丽说，她应该让若地和我们一起过来，反正她的屋子里没有其它人。她对我直言不讳，她说改天李唯可以到若地哪儿去，若地过来不行。香港老头的鼻子比狗还要灵敏，陌生人进她的房间他准能嗅得出。
“你睡沙发Mark杜，”我抱出毯子。“这两天公寓停水，冲不了澡，只好将就了。”
“你的床那么宽睡十个人都没问题。两个人睡你怕什么？我还怕你骚扰我呢。放点音乐吧，没音乐我睡不着。说来真让人怀念，小时候在百里杜鹃，每天早上姐姐都是用音乐叫我起床。那时候我们家有两部录音机。”
我抱着毯子回到卧室，又折回身往机子里装了一张碟子。把音量调到若有若无的程度。Mark杜躺在我往常睡的位置上。我揭开鸭绒被，让他睡到里边盖毛毯。
“你放的是什么音乐？怪声怪气。”他带着厚重的鼻音。
“蓝调。你不会不知道托尼布莱克斯顿吧。”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这一伙，都是狗屁。你去换另外一张。抒情一点的。我看你有克莱伯顿的碟子。”他隔着被子推我。
“你喜欢克莱拍顿，他是唱哪一首歌出名？”
“那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认为过去的都是可怜的。克莱拍顿恰恰是过去——他的孩子死得很惨。”
“我懒得动。我想睡觉了。你打呼噜吗？”
“不打。”
“你第一次认识安就上床吧？”
“昨夜，是你自己老了还是喝大了！你让我想想，那天是周末，我认识安的那天是星期五。新的劳动法颁布之后周末从星期五开始。”
“废话。”
“我那段时间对运动的人体着迷。我不想哪一幅画都画得干净。你发一次低烧，完全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农场主的土豆收成。万事万物之间暗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表现到绘画上，物体间没有确定的界限。一个姑娘的嘴唇你敢说和故宫城墙上的一块砖没有联系。你在听吗？我是说那天晚上我在滚石的一个角落里一口气画了十二张速写。我很累。好多人住在昌平。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死的。即使一万双眼睛盯住它它也不会动。比石头还石头。他们不可能像我一样把音乐画出来。我被卷到舞池中央。地球是圆的，好主意。可是没有谁会从边缘上掉下去。我轻盈得像在天堂漫步，所有的音乐都为我送行。我的作品燃烧出蓝色火焰，那种蓝，是那种让人屏住呼吸的蓝。我看见百里杜鹃所有的稻草堆都在燃烧。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打我生殖器的主意。我轻轻抚摸它，一个声音对我呐喊，打开！把身体打开！打开身体！打开！它是我的命根。不靠它，哪来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机会？从我懂事起就不敢忽视它的重要意义。我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是多余的，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可是这时候有人扇我的耳光，有人在背后踢我。睁开眼睛，我看见台上的舞女风一样跳到我的身边，她拦住四周汹汹的人群，拉上我裤子的拉链，拖着我回到我原先的座位上。好一会我终于清醒过来，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是说你在舞池中间手淫？”
“我承认那是我不小心，但是安说——”
“知道了。”
我的心又被那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抓住，一会儿什么都真，一会儿什么都假。
“后来艾欣听说这件事，哄我到积水潭医院让她的朋友观察。他们给我戴上一些稀奇古怪的器具，最后测出的结论是我一时大意。”
“在医生的眼里全世界都是病人。”
“那是我第一次手淫。”
“但那天我在筒子楼看到你干得不错，安在你身边像一只燃烧的火鸟。你当时还在想那该死的稻草堆？”
“你当我神经真有问题？我只是想看看人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是精子变成的不是么？
“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安开始出去揽活。她们的领导发明一种舞蹈，跳着跳着要求她们撕破罩在身上的背心。那种背心很薄很白。每次安去演出前我都要给那件背心的领口剪一个口子，口子剪得不能大也不能小，大了要被台下的观众发现，小了安会撕不开，同台的姐妹都刷刷刷撕开了，她撕不开多难堪？后来我仔细研究那种背心的纹理，终于找出了一种最为稳妥的方法……”
第二天我被电话吵醒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中午一点钟。Mark杜哈欠连天地问。
“谁的电话？铃声这么难听。”
“你姐姐在戏剧学院，她要我过去。”我坐在床头，一时还没有从睡眠中恢复。
“那你去。可别说我在你这里。我还想睡一会儿。有方便面吗？”
“我不吃方便面，冰箱里有八宝粥。你会用微波炉吗？”
今天的风大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被搬到了风口上。几个没有清除干净的塑料袋在墙角抽了风似的直打转，公寓大门的保卫围着头巾缩在军大衣里，他的脸庞冻得通红。小伙子见了我，大声说着什么，来不及听清就被风吹走。我初初搬到这家公寓来的早上，是他给我做的登记。他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连贯口气对我说，上小学四年级他去过黄果树瀑布。回来写了篇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他从一泻千里的大瀑布畅想到黄果丰收的大好前景。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当我告诉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他睁大吃面食长大的眼睛一个劲地说不可能。每次我回家，他总要客气地邀请我到值班室去喝杯开水。他中学毕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可是后来工厂搬迁，留下他做这个小区的保安员。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知道外地人对北京的意义。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举例，外地人占据了北京就业市场的最高端和最低端。每一座立交桥的兴起，做体力活的都是外地人，把持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公司老总，基本上也是外地人。大多数北京人都和他一样从事着服务行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听他这么一说，我发现自己无类可归。我便请教他，他也真神，一句话说得我心惊胆颤。那天晚上艾欣送我回来，他还跟着扶我进电梯。这时候听到他喊，我绕到他的值班室门口。大衣紧紧地裹住我的腿，这股妖风，险些儿让我摔一跤。
“有你的信，还有一张下半年物管费的通知单。”他边说边带着我往值班室里走。“穿得这么少不冷？”
“不冷，穿多了笨脚笨手。”
值班室里燃着慢慢地转着身的石英炉。一个女孩滚圆的脑袋蜷缩在被子似的羽绒服中间。我猜是他的女朋友，一问，果然是真的。我签完字。小伙子抱怨说他们的厂长昨天到小区来参观，他后悔死了，真不明白这么多外地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把收入的大部分无怨无悔地花在租房上。
“这叫昨夜系数。”
“搞什么名堂啊，你说清楚点。”门卫将登记薄放回抽屉，他咧着大嘴问。自从我取笑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之后，对我的话，他喜欢追根到底。
“恩格尔系数指出：在吃喝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低。农民常常将收入的一半吃掉。昨夜系数认为：在住房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外地上在北京常常将收入的一半花在住房上。”
“你真会瞎编。”他眼睛一亮。
“你不是说过我是另类？”我也忍不住笑。
坐上公交车，我还在为自己这种不求实际的嫁接感到满足。只是回想到公寓每个月吞掉我家里那么多的钞票，心里忍不住隐隐发狠。我从皮包里取出信。
信是母亲从乡下寄来的，她说，上个星期外婆去世了。她要在外婆家住到下个月中旬才回城里。
北京的天空像一只收了翅膀的鸟，贴着一层玻璃在我面前滑行。冬天的阳光粗鲁地反射进来，每个乘客都能分摊到那么一点。一群陌生人围着我坐在一起。从他们的脸上，仿佛我接到的是一个误传的消息。公交车上没有两个人彼此熟识，我迫切地想告诉外婆去逝的消息给他们听。然而除了我大衣的下摆偶尔碰到邻座手上的晚报，人与人之间，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联系。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个读丰乳广告的男人和我外婆的死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有些家属会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传递一些死亡的信息。我佝偻着腰，斜着眼睛，看别人的晚报，我真希望看到一则匡着黑框的讣告。在我懂事以来，死亡是神圣的事。每次外婆到我们家，她跟母亲提到她们村里谁谁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难过一阵子。城里人淡薄谈论死亡，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这个人生前的点点滴滴，会被她们一次次转述。那些死去的人也因此而比好多活着的人更具体。我认识外婆那边的几个人，都是在他们死了一年半载之后。可是现在我的外婆死了，我再也无法进入往年的那些情景。初初到北京的那几天，每天晚上我都要和她高声大气聊上几句，她的耳朵不太好，除了打雷，听什么都费力。她一生有五个女儿，两个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我和雪儿交往那阵子她在乡下养病，托人带口信给我开春进城来看外甥媳妇。第一次见到雪儿，她笑眯眯的。摸着雪儿的手好话歹话唠叨得连雪儿自己都感到难为情。她回乡下没几天。我被雪儿一脚踹了。今天想起来，心中免不了有些酸酸楚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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