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了胸中的那口恶气，正要离开电话亭，电话却响了起来。守电话的大妈拿起话筒，和对方说了几句就把我喊住了。我接过电话，明白是阿咪打来的，明白她还没有被完全气死，于是接起电话，先听她怎么说。
阿咪果然也是个不凡的女人，像她这种能在歌坛上折腾出点名堂来的女人，所具备的“素质”，肯定是普通女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事要放在普通女人身上，在回击我时，一定会因激动而声音发抖，甚至干着急说不出话来。阿咪可不是普通女人，此时，她的声音竟无比温柔，就像我第一次在生日宴会上见她时，就像我今天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在她还不知道我和阿南分手时一样温柔。
“刚才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经跟阿南通了电话，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挺厉害的嘛你，背着阿南和别人瞎搞，既然，泡了这么多男人，还跑到北京来干什么？”阿咪一直笑着，像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似的，对我说。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在她骂我的时候，一直笑着在电话里嗯嗯着，表示对她的话很感兴趣。我是有修养的人，不会像泼妇那样在电话中与她对骂，那样只会把自己气着，要骂就得心平气和，越是心平气和，骂出的话才越会让对方受不了。
我对阿咪的诅咒，几年以后就得到了验证，养她的那个深圳地产商，因诈骗了几个亿的民间资产，成了警方通缉的要犯，最后流亡到了海外。案发后，警方没收了地产商送给阿咪的所有“礼物”——几处别墅及几辆名牌轿车。
阿咪作为演艺界名人、一名通缉犯的情人，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她很快就成了臭名远扬的公众人物。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吞下一瓶安眠药自杀，后经抢救保住了命。从此，她就淡出了歌坛，隐姓埋名躲了起来。
这都是以后的事，再说我刚到北京时的情况。
应该说，我刚到北京时的情况并不美妙，和阿咪的斗争，让我所尝到的胜利者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被严峻的现实所淹没。来北京之前，我并没有多少积蓄，所以现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
我除了会演杂技，别无所长，在省文化厅待的那段时间，也没有学到什么可以到社会上混的本领。在北京举目无亲，一切都得靠自己，可我却不知道我可以去干点什么，但不去做点什么，又怎么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我必须想办法先挣点钱，以便能够在北京待下去。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我就可以有选择性地去发展了。我虽然对歌坛的情况不是特别熟悉，但也知道，发展的途径不外乎遇到什么歌唱比赛，获它个一等奖，一鸣惊人。我在省里获的那个二等奖，到了北京这儿，就显得含金量太低了，不值一提，我指的是全国性的大奖。
除了获奖，此外，被唱片公司看中，包装、出唱片也是一条路子。或者是自己出资（我现在没钱，这点做不到），录歌、拍ＭＴＶ，打通电台、电视台的关系。当然最好是被唱片公司看中，这样自己省心省力，只管唱歌便是，包括生活问题，一切都不用担心了。
蓦然回首我不知道什么叫疼痛（4）
以上这些途径，似乎离我都远了一点。我毕竟初来乍到，对北京不熟悉，对歌坛也不熟悉，又没有什么资历，最现实的出路是找家歌舞厅到那儿唱歌。这样不仅可以维持生存，还可以借机先锻炼一下自己，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想好了以后，我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套音响，用了３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对着镜子把眼下流行的所有歌曲都练了个遍。３个月后，连我自己都意识到，我的确在音乐
方面有些天赋。我的悟性相当高，学谁像谁，甚至比许多著名歌星唱得都好，发展好了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个百变歌后呢！
这时候，我带来的那点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知道我必须赶快去挣点钱了，否则就得饿肚子。我选择了一家歌舞厅，这家歌舞厅叫做月亮湾歌舞厅。老板是个女的，我把自己的条件说了一下，她便让我唱一首歌试试。我选了首孙悦的《祝你平安》， 经理轻轻地拍了两下手，从她的眼神中我分明感到一丝不屑。她似乎不是在听我唱歌，而是在挑一件商品，她的眼神让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
最后经理同意试用一个月，试用期合格就成为正式雇员。
经理要求我当天晚上就上台表演。
或许是初登异乡的舞台，望着台下如此陌生的人群，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音调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勉强唱完的时候，下面的人就高呼：“下去吧！让迈克（杨旭的英文名）上来。”
我强忍着泪水夺路跑下后台，任泪水洒满前胸。我真没用，第一天演唱就这样失败。
散场后，杨旭一直安慰我不要难过，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慢慢地就会好起来。我的心略略得到了一丝安慰，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唱好！
两天以后，我终于又登上了舞台。我尽量地放松自己，尽量在音乐中忘掉自己，用自己的深情去演唱。没想到我刚一唱完，台下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望着他们，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与快乐涌上心头。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的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很平淡，每天练歌唱歌。可不知为什么，朋友杨旭却总是不在歌厅，有时候经理也找不到他，害得我只好和Ｌｉｎａ （另一个女歌手）替他上场。
没过多久，公安局来了通知，杨旭随一团伙抢劫商行，现在正式通缉。
我和Ｌｉｎａ成了歌厅的主唱歌手，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一想到前程、理想，再苦再累便也都坚持着。每到散场之后，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榻上，回想起走过的这一段路，一丝痛楚淡淡地停在心头。初到异乡，１９岁的我，不知明天的路如何去走，也不知我还能坚持多久，更不知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这个时候，我总会很迷惘，也总会想起在家的快乐日子，想起上学时的美丽时光。可现在却在阴暗的歌厅里面对着嘈杂的人群。我竟然是那样的怀念从前的日子，或许再也没有机会重温旧梦，走过的路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头。
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冷风习习。歌厅里突然来了一大群人，听服务生说为首的是一个很有钱的大款，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我唱了两首歌后，为首的那个人点名要Ｌｉｎａ唱歌。Ｌｉｎａ这两天有点感冒，正在休息。但有人点歌，而且又是这么有气派的人，经理只好去找她，Ｌｉｎａ拗不过经理只好到台上演唱。
谁知那个人却点了一首又一首，已经是第８首了，Ｌｉｎａ已经开始咳嗽，声音沙哑，可那人却又点了第９首。
我看出Ｌｉｎａ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她那苍白的眸子里划过淡淡的无法掩饰的伤悲。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不顾一切地冲到那个人面前：“先生，我可以替她唱吗？”
“你，你是谁，她女朋友，你们是同性恋？”那个人哈哈大笑，其余的人也是一阵狂笑。
“她已经不能再唱了，这样你会害了她。”我近似于恳求。
“哟，怎么心疼了？怪不得……原来你爱她这么深。好，她可以不唱。”那个人阴阳怪气地说。
“谢谢，谢谢！”我急忙点头。
“可是……不能就这么算了，如果你肯从我的胯下爬过去，我可以放她一马。”那个人阴笑着说。
这时Ｌｉｎａ走下台，劝我不要求他，她还支持得住。
“你能硬撑着唱第８首、第９首……你能撑到第２０首吗？”我对Ｌｉｎａ说。看着Ｌｉｎａ的泪眼婆娑，我的大脑有些乱了。
“快爬呀！”别人都大声嚷着。那个人将一条腿放到椅子上，等着我去爬。
“不要啊！” Ｌｉｎａ啜泣着。
看着那个人轻蔑的阴笑，其他人的狂喊，Ｌｉｎａ的低声啜泣以及那黯然神伤的眼神，我举起拳头发疯似地奔向那个人……
第二天，经理毫不留情地解雇了我。我带着一身的伤痛背起吉他就这样离开了“月亮湾”歌厅，没想到在我走出大门的时候竟遇见了Ｌｉｎａ。
“我也不干了。” Ｌｉｎａ很简单地说。
回头望望歌厅，依然感慨万千，我工作了７个月的地方，我曾想要从这里实现梦想的地方，然而我就这样带着一身伤痛离开了它，但或许明天的阳光会更加美好。
蓦然回首我不知道什么叫疼痛（5）
我找到了一家叫“夜渡心河”的歌舞厅，面试后，很快经理就与我签了合约，试用期３个月，每周唱３个晚上，一晚上的报酬是１００元。
谈妥了后，我又去找了两家试了试。经过面试，一家不知怎么回事，竟没看上我，但另一家却对我非常满意，这家叫做温柔乡的歌舞厅，也与我签订了与夜渡心河歌舞厅类似的合约。这样，我每周有６天时间都能到歌舞厅唱歌，每周收入６００元，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
。
生存问题解决了，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事实上，我也的确是幸运的，后来成了歌星后，我曾与几个当年与我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友谈起最初的“北漂”经历，她们也都说我属于幸运的那类人。
据她们说，她们当年来北京时，惟一的生存之路也是到歌舞厅唱歌，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能顺利地同时找到两家歌舞厅。她们不是报酬太低，挣不了几个钱，就是根本找不着要她们的歌舞厅，结果只有吃老本，很快就花光了从家里带来的那点积蓄，租不起房被房东赶出去、饿得走不动路那是常有的事。
我每天去歌舞厅唱歌，都要骑车经过梅地亚中心。梅地亚中心位于中央电视台东北侧，北临玉渊潭公园，东临军事博物馆，是一座将电视转播技术楼与记者专用宾馆合为一体、拥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综合性建筑。
春节联欢晚会前夕，我经过梅地亚中心时，见大门前拥挤着一群胸前挂着相机的人，但因为没有佩戴特别标志的胸章，他们被威严的哨兵挡在了外面，这是一些想采访晚会节目组而没有通行证的记者。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想着自己在北京两年来的经历，不禁有些神伤。我一直在歌舞厅唱歌，但总这样唱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才能像阿咪那样上春节联欢晚会呀！
应该说，在这儿几乎是没有出头的机会的。以前曾在报上看到过，谁谁谁在酒吧、歌舞厅里唱歌，被某某唱片公司老总或文化公司的经纪人看上了，经过包装，这个默默无闻的酒吧歌手，一炮走红，成了大歌星。
我当初决定到歌舞厅做歌手，也常幻想自己有这么好的机遇，但现实告诉我，这种几率简直比中５００万大奖还低。来歌舞厅的人，大多是一些暴发户，有了几个臭钱后就带着包养的二奶来这儿显摆，不在这儿闹事就算不错了，他们哪里能给我提供走上歌坛的机会？
等机会不如主动去找机会，经过仔细思量，我决定走这样一条路子，花５０００块钱，找了个落魄文人给我写了一首歌词。
这个落魄文人也是“北漂”分子，原来是写诗的，据说在诗坛还小有名气，但这年头写诗的都快饿死了，无奈他只得干起了写歌词这个营生，一首５０００块钱，比他写诗赚的钱多得多。他给我写的这首歌词叫《生命中××××××》，我看后立即意识到这首词的确很好，如果能找到一个优秀的作曲家配曲，那就更好了。
这位原诗人、现在的词作者恰好认识一个作曲家，于是他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他的这位“哥们”。他给我推荐的这位作曲家叫杨名，是位给很多的歌手作过曲的著名作曲家，我与这首歌的词作者打的去见这位作曲家，然后由我请客，３个人去饭店吃了顿饭，就算是认识了。
吃完饭，词作者溜掉了，临走时冲他的这位“哥们”眨了眨眼，又冲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让我与他好好谈一谈，争取合作顺利。包间里只剩下了我和作曲家杨名，爱搞笑的词作者一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些尴尬，我一时不知该找个什么话题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沉默了好长时间，我开始试探他的价格，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就听词作者给我介绍，他的要价一般在３万元左右。果然，他开口的价码就是３万。我觉得有些高，跟他讨价还价，最后把这首曲子的价格压到了１．５万。这是我目前的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价格。
几天后，到他交曲子的时间了，我带着１．５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