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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和悲剧，也是我们时代和整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剧。
念刘大杰先生
？ 叶 隽
刘大杰先生其人也，蛮有趣。近年来关于他的议论颇多，不过所议并非我所关心的话题（参见魏邦良《刘大杰和曹聚仁：失去勇气之后》、史建国《刘大杰的“怯懦”》，分别载《书屋》2004年第3期、第8期）。这当然不仅是说他那部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论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还包括了由于此书的再三修改而引来的诸多议论。无论是面对毛泽东垂青而生出“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圣恩”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真诚，还是对江青赠书的自得，都表现出一个知识人对“人间烟火”的无法超越。其实，在那个年代里，能做到顾准、陈寅恪那样坚守自我的，又有几人？
我对大杰先生的兴趣，仍然是由读书而致。看他那部撰于七十余年前的《德国文学概论》，议论之精辟，确实为有我之论，1927年先生在留日期间完成此作，在中国的德国文学学术史上，这是一部有地位的著作。1931年先生撰《德国文学大纲》时，似乎应景的成分更多，就识见而言，并未超出前书。所以，有的时候，我总在想，对一个学者来说，他的黄金时代是有限的，看看刘氏高寿生涯中的著述贡献，即可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进入学者年龄的黄金时代，但由于政治动荡等诸多原因，先生无法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其学问规模与成就基本上奠立于抗战时代，那时先生年纪约在不惑上下。他1935年出任川大中文系主任，1937年夏回沪省亲，“八·一三”之后只能蛰居沪上。所谓“国家危亡之际，也是先生家境困绝之时”，八年困居，生活来源竟主要只靠夫人中学教职之微薄薪金，而这八年蜗居，却成就了作为学者的刘大杰的一生功业。这与冯友兰之撰《贞元六书》，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思想论》乃于数月间写就，不过小试牛刀而已；《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先后推出，才代表着一代文学史家的卓然自立。
从学术角度考察，这批通中西的人物，确实要比单纯留德、狭窄于一专业之内的学者们要强些。冯至、陈铨先生自是不用提了，刘大杰、李长之虽然都不是专业学者，但比较他们与张威廉、商承祖、田德望、杨业治等，差距不难看出来。长之先生的《德国古典精神》，大杰先生的《德国文学概论》，都是民国时代德国学的重要成果，后人在学术规范上当然完备得多，但若论卓见独识，恐怕鲜有越之者。而更重要的是，两位竟然都非德文专业出身的科班人士。李长之早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又转入哲学系，却深受德文教授杨丙辰的影响，一生学术根基由此奠立。
而刘大杰先生更不一样，他最初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中文系，后来才留日治欧洲文学。他之出手不凡，对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不但“后来居上”，而且“卓见迭出”，实在不容忽视。当然，这很可能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系，他在日本是师从著名学者小铃寅二治欧洲文学史。真的没有想到，他“无意插柳”，竟然为本学科的沧桑历史，增添了难得的一丝两缕亮色，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做出重要贡献。之所以选择日本为留学国，就不能不说到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之缘。刘1924年在武昌中华大学求学时，郁达夫正执教该校。双方情趣既投，相交亦笃。这段师生缘分，不但发源于文学，亦且影响到学术。1927年刘大杰赴日留学，自然得到郁达夫的相助，因而刘大杰日后的学术研究路径，无疑也受到郁达夫的潜移默化影响。留日本身就是踵迹郁氏之后，在专业上选择欧洲文学，同样是受到郁氏激发。这样的深交厚谊，也就难怪当1945年秋郁达夫遇害消息传来之时，刘大杰痛失良师，心情悲戚至极，做诗悼之，题为《闻郁达夫为日帝杀害作诗哭之》：
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
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
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
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郁达夫本身留日，但同样兴趣广泛，德国文学也是他极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刘大杰日后成为非专业的德国文学史家，也算是传承师长的一种方式吧。其实，往深里说，这很可能牵连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不论是那些直接从对象国归来的留德学人，还是那些留日、留美的精英，多少受到德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十九世纪美、日均曾先后以德为师，大力学习德国；甚至是致力于政治层面的精英人物，早些的如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晚些的如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莫不把德国立为可以师范的对象。
张威廉先生的《德国文学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德国文学史。张先生是科班出身，北大德文系的首届毕业生，并受到德国一流学者欧尔克教授的熏陶。著论史观的独立和对中国文学的参照，刘大杰先生《德国文学概论》无疑超过前者。可为什么刘大杰能做到这点呢？我以为除了留日时代师从日本学者的“洋背景”（而日本是从欧洲过来的）外，他的中文系学养也相当重要。当年在武昌任教的可非一般人物，如果说郁达夫、杨振声长于“新学”，那么黄侃、胡小石则不啻是国学的大师级人物，对古文献、传统小学和古典文学的造诣，在相当程度上是首屈一指的。从日后刘大杰的学术轨迹来看，这种修养显然是极重要的，不但表现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同时也决定了他能在外国文学领域内迅速地开疆拓土、成就斐然，虽然后者显非他尽力用心所在。清点一下他在1930年代前后的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就国别而言，德国是重点，先后有《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大纲》；作家研究则涉及挪威、俄国文学：《易卜生研究》、《托尔斯泰》；就流派而言，是《表现主义的文学》；还有一册勉强可算比较文学类型的著作：《东西文学评论》，但实际上只有一篇《中国思想文艺的生路》是涉及中国的，其他则涉及英、美、德、俄、日等国文学。他这样解释书名的：“小泉八云先生的一本文艺评论的杂稿，日本人译出来的时候，题为《东西文学评论》。我生平爱读小泉先生的文章，尤爱他这本明快的文集。我的文笔和内容虽是很坏，但性质和那本书是相同的。”〔1〕虽然今天看去，这些著作大多只能算小册子，但放置在现代中国的整体语境中，就是相当的成就。
刘大杰的史观相当不错，他开篇即说：“综观各国的文学，最伟大最有特殊个性的，要算德国与俄国的作品。在他两国的文学里面，能深深地看出他们的民族性，体验当时的时代精神……德国的文学，与俄国的作品有同样的伟大，兼有比俄国悠远的历史与富有理想的民族精神为背景，我敢说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为最优美的一部分。”〔2〕注意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交融关系，同时以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如对德、俄文学的比较），显然不是一般的就史书实、堆砌材料。可强调德国文学的优美，却并不能改变刘氏以本土关怀为第一的学术思路。在他看来：“借他人的作品，来充实自己，借外国的文化来充实本国，这并不是可耻而且是必要的事，留心世界文艺思潮的人，知道英国、德国、日本、俄国……在某一个时期，都曾受外国思想文艺的影响，而将本国的思想文艺界引出大的波澜，而又成一个新的局面，而又产生许多新的思想家文学家了。”〔3〕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在研究德国文学的时候，刘大杰的史家选择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不仅是对德国文学研究如此，其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有此特点。如他在介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就赞叹俄国人“这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牺牲的精神，是何等的热烈，顺从的民气，是何等的统一呢！”接着就转到本国思路：“我们中国的国民，可是不同了。借公义报私仇的人民，充满了黑暗的社会。讲真正的全民革命，这样人能成功吗？”〔4〕应该说，刘大杰的好处在此，即本土关怀与致用情结明确。但欠缺亦在此，过分强烈的致用意识，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纯正的推进理路。
法人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确实开文学史研究的先河；日本人也曾自信《中国文学史》的优先撰述权是在他们手里的。与他们相比，即便是大杰先生这代人，也是汲取居多，创造有欠。当然，文学史的撰作本身，也意味着太多“政治内涵”〔5〕。如日本的文学史叙述就伴随着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的时代因素。我们并非是说要将《德国文学史》的撰作与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挂钩，但至少说明，异国文学史的撰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见证出本国文明的成长度与参照维度，其功能并非可有可无；至于谈论到走向世界的民族国家时，更是其是否存有世界胸怀、具有认知世界能力的理性标志。
转眼近八十年过去，德国文学史撰作也走完了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五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简史》，是冯至先生在特殊语境中不得不为之的一项工作，尽管其中表现了其高明的德国文学史观，但他自己是决然否认此作的；八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史》，在内容与规模上均有扩展，但确实鲜见昔贤当年锐气淋漓的学术锋芒。当冯至、刘大杰这样的文学史家，或作为“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家”淡然逝去，或作为“转行立身的中国文学史家”而彰名青史时，德国文学史的撰作在中国语境里是否还真的有可能铸就出应有的辉煌，或许真的值得追问。或许更该追问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德国文学研究，我们似乎离“史”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代人，是否还可能拥有“撰史”的勇气和机遇？这首先，似乎应取决于后来者的脚步、心态与思考。
作为那代人的集体悲哀，大杰先生自有其不可逆转的时代宿命，与那代学人中的龙凤之辈如陈寅恪相比，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绩近乎“有口皆碑”，但在德国文学史（包括外国文学领域）的成就似乎还鲜见论述。我撰《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时，宁可在德语文学界的陈铨、冯至、张威廉之外，另选大杰先生作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看重的正是其著作本身在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大杰先生，其在德国文学领域的旁逸横出，确实为本学科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其在德国文学史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更是后来者可以凭借的“巨人之肩”。
注释：
〔1〕〔3〕刘大杰：《东西文学评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页。
〔2〕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页。
〔4〕刘大杰：《托尔斯泰》，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0页。
〔5〕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
？ 张晓唯
关于蔡元培的晚年，评论界存在着模糊分歧的说法，其间自然夹杂不同的价值判断，由于直接的深层资料相对缺失，因而不免见仁见智。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蔡氏“晚节不保”：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先锋形象”，1927年以后蔡元培先后参与“清党”、提议取消青年运动、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政治上起伏摇摆为人利用等等，从引领时代风潮的精神领袖蜕变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附庸”。此类说法，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近年学术界也时有所见，可谓由来已久。此一观察，未可完全以党派立场视之，有些自由超然的民间人士也作如是观。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五四时期那位激荡起时代风潮的学界领袖与国民党“清党分共”之后的党政新贵杂厕其间的党国元老之间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为了维护其早期“开明形象”而有意遮蔽和淡化其晚年从政史事。实则早在1926年，蔡元培回国后迟迟不肯返回北大转而策应南方军事北伐的抉择，已经开始了角色转换：“亦学亦政”之人在社会政治变动面前适时地将重心移向“政”的一端，纵使学界人士力求维持其“学”之本位，竟也无可奈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蔡元培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除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公务外，许多重大政治决策亦与闻其间，虽未必权力核心人物，然其地位之尊崇则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