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而且与刘禹锡、白居易一样也是为“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而填写的“新（诗歌）词”。至于《提要》所称“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之《长乐诗集》中的“词章”，更清楚地表明“诗（集）”乃至“诗文（集）”均可以称之为“词章”。与“词”搭配所组成的可以泛指诗词文的语词还有许多，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有关工具书。
顺便提及，韩立平先生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看，并非皆作者身前自编”。何谓“并非皆”？这一未定之辞表明韩先生也拿不定是否还有那么数部不能排除其为“作者身前自编”，怎么接着又自相矛盾武断地说“唯有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定”呢！看来行文遣字还是多推敲一下好，以免犯史料或语词上的常识性错误。
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 耿 法
张耀杰先生《〈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没有掌握或发掘出任何新史料，只是凭断章取义地摘录《两地书》中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便武断下结论，实在有强作惊人语而违背史实之嫌。
《两地书》中第一封信是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给鲁迅的求教信，鲁迅于当日即回信，见解坦率真诚而深刻犀利。首先，我们来看看张耀杰先生是如何“引用”鲁迅的第一封回信的呢？请看：“被许广平认定为‘更刚率十二万分’的鲁迅，在当天写出的回信中对女师大校事避而不谈，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真是没有法子。’”“许广平接到这封‘真是没有法子’的回信后并不泄气，反而从鲁迅平时的讲课中发现了比‘专与苦痛捣乱’更加激烈的‘无赖手段’：‘奇形怪状层见叠出，这叫人如何忍耐得见着，无怪先生要当‘土匪’去了！也杀个干净，痛快痛快！’”
翻翻鲁迅的原信，就知道什么叫断章取义了。张耀杰先生将鲁迅复信中的要点抽去不谈，从信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各抽出一句加以拼接，即使后一句话也不摘全。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信的前半部分有这样的话：“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是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这是对青年极其负责任的真话。在信的后半部分，鲁迅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将鲁迅的原信和张耀杰先生别有用意的摘录与评述比较一下，事情就一清二楚了。鲁迅给许广平复信中讲的两点方法其实是极深刻的，尤其是关于“壕堑战”的思想，鲁迅后来曾反复阐述过，要发扬“韧”的战斗精神，这是从一位洞察旧中国统治黑暗之深之残酷的哲人心中流出的睿智之语。张耀杰先生文中几次抓住鲁迅信中说过的“煽动青年冒险”做文章，甚至干脆直接写成“‘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却偏偏不提鲁迅这封信中倡导的“壕堑战”，这其实又是歪曲鲁迅的本意。鲁迅先生对青年是十分爱护的，何曾真的去鼓动青年去冒险去牺牲，此封信中鲁迅就明确地说“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因此壕堑战“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在这年３月１８日鲁迅回复许广平的第二封信中又再次阐明说：“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必须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而张先生对鲁迅第一封信中就明确提出的“壕堑战”思想和爱护青年不愿让青年去无谓牺牲等重要观点避而不谈，偏去断章取义强调什么“无赖手段”、“没有法子”，以此来概括《两地书》中分量极重的鲁迅第一封复信的内容，让鲁迅以无端煽动青年冒险这样的被歪曲的面貌登场，实在另有其深意存焉。
在评述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杨荫榆的这场正义斗争时，张耀杰先生写道：“女师大学生单单为着自己的学业，也应该与本校的师长乃至更高一级的教育当局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女师大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驱逐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自治会任命的国立大学校长，无论有多么强硬的理由，至少在法律程序和制度规则上是非法的。身为师长，鲁迅本应该为已经‘相识’的许广平着想，贡献出合理合法、与人为善的建设性努力。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人师的鲁迅反倒在许广平的影响带动下，在‘煽动青年冒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指斥学生的正义抗争为“非法”，张先生倒确实完全彻底地站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一边给女师大学生妄加罪名了。1925年的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当时在广东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是进步光明的政权，北洋段祺瑞政府反动腐朽，欺压人民，镇压进步学生，是一个反动黑暗的政权。在段祺瑞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下，北洋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镇压北京女师大学生的那段历史是极不光彩的。1925年5月7日（此日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协定的国耻十周年纪念日），杨荫榆悍然决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正是在这种杨荫榆为首的校方步步进逼、欺人太甚的情况下，鲁迅才转变以往不介入女师大风潮的态度，公开而坚决地站到学生一边，一方面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杂文，抨击杨荫榆及其帮凶与后台，一方面出席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表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教育部文》，坚决提出“迅予撤换”杨荫榆校长职务的要求，这是鲁迅不顾个人安危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的正义之举。况且，张耀杰文中的矛头不仅直指鲁迅，而且公然指斥“直接操纵女师大风潮的幕后人物的党派背景”，“是正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在谈到５月７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的集会活动时，也说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策划下”。不知张耀杰先生今天经过如此研究分析，对女师大风潮事件整体持何观点，事关大是大非，不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五卅”以后，女师大风潮进一步社会化，有着明显的政治斗争的性质，因此也就必然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高压恐怖迫害，从下令解散女师大直到开枪屠杀。同年８月１日清晨，在章士钊支持下，杨荫榆带领武装军警一百余人突然包围女师大，把守交通要道，封锁大门，截断电线，停止伙食，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手无寸铁的女学生坚决抵抗，滂沱大雨中杨荫榆指使军警驱逐殴打学生，十多名学生受伤倒在泥水中。他们还无耻地散布女师大“男女学生混杂”的流言，妄图在人格和道德上置女师大学生于死地。在学生处于危难的关头，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应学生请求到校值夜，粉碎反动派的滥言。然而，紧接着更大的迫害接踵而来。教育部正式发布“停办女师大令”，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办国立女子大学以代替；章士钊又秘密呈请段祺瑞，撤除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奉章士钊之命率巡警武装接收女师大，七名学生受伤，十四名各团体代表被捕。8月22日下午，刘百昭再次率领武装巡警和大批老妈子、茶役，冲入女师大，十多人挟持一名女学生，殴打凌辱，强拖出校，把女学生一个个捆塞到十多辆汽车中，拉到校外禁闭起来。这天，多名学生受伤，两人重伤，七人失踪。鲁迅赶到医院看望受重伤的学生，和北大教员一起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并抱病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工作。段祺瑞政府则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8月25日段祺瑞发布《整顿学风令》，对教师和学生大加恫吓，宣称将“依法从事，决不姑贷”，企图在全国大肆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张耀杰文中对这一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8月1日清晨，杨荫榆在巡警及本校支持者的保护下回到女师大，与住校学生发生争执。部分学生趁乱出校奔走联络，招来大批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声援助阵。当天夜里，鲁迅同几名教员，应学生请求住进教务处值班室以示支持。8月6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以学生‘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提请通过停办女师大令。8月14日，鲁迅因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被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貌似中立、公允、客观，实际上歪曲史实，将脏水统统泼到女师大学生和鲁迅头上。如同前文所述5月7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张耀杰先生说学生是“效法五四运动时化公为私的暴力行为”，才“与巡警发生冲突”，这次又是轻描淡写地用巡警“与住校学生发生冲突”几个字轻轻带过，将屠夫镇压进步学生的暴行巧妙地加以掩饰和回避。
事态还在继续发展。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的卫队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行为的北京各界民众游行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即在被枪杀者之列，还有一位女学生张静淑为救助刘和珍身负重伤。张耀杰先生对“三·一八”惨案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在文中写道：“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6年3月18日，从不参与游行示威却偏要‘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成功地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写稿件，这在某种程度上照应了鲁迅在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信中所说的：‘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这真是话里有话，用心叵测，好像鲁迅这天将许广平留在家中抄稿是有意为之，似乎他事先料到这天要出事，段祺瑞政府会下令开枪，游行队伍会有重大伤亡一样，因此阻挠许广平去参加游行，鲁迅这么做多卑劣自私啊，他煽动不相识的青年去冒险牺牲，却偏偏留下自己所爱的女学生在家，而且还有所谓书信作证，足见鲁迅的人格既偏激又阴暗了。然而，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鲁迅之腹，是精心巧妙地编织的卑鄙谎言！鲁迅一向不同意搞和平请愿，早就提出在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一系列掷地有声、极其悲愤而犀利的杂文，其中一篇是《空谈》，他开头就说：“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