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是导演用来加重历史荒诞感的工具和砝码。因此，《霸王别姬》和《喜宴》一样，还不是真正的同志电影。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新生代张元、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和关锦鹏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手法关注到同志情感，其中关锦鹏以同性恋身份表现同志情感更是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1995年的张元来说，同志情感如何在电影中表达不会是件简单的事，长时间以来，现实中的同性恋是“见光死”的一群。所谓的“东宫”、“西宫”，指的是北京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单单从以公厕为聚会地，就可看出这一人群在社会中有怎样可能的活动空间。应该说，是严酷的社会文化环境将同性恋人群压抑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反过来，主流社会意识又以“厕所”这种环境指认同性恋人群、定性他们的行为。影片《东宫西宫》的叙事就是从这种充满悖论的社会环境下展开。
张元的电影《东宫西宫》在涉及同性恋题材时过于渲染，影片中的主人公太过地沉迷于施虐和受虐，比如两位主角之一的阿兰，他对于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侮辱不但没有显出太多的痛苦，反而病态般地感觉到享受，这不能不使一般观众产生同性恋就是感情另类者的印象。我觉得在《东宫西宫》里，张元陷入了悖论，一种良好的叙述心态和客观影像产生的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这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表现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普通大众对同志情感的理解水平。
王家卫的《春光乍泻》完成于1997年。四年后，关锦鹏也拍摄了同类题材的《蓝宇》，这两位香港导演一向风格独步，他们先后涉及同志题材都是当年引人注目的事件。王家卫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将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演绎得感伤、低徊，在当年港台电影节的“金像”、“金马”奖上都得到很高荣誉。其实，人们对关锦鹏更有期待，他在拍摄《蓝宇》时已公开“出柜”（即公布自己的同志身份），加之他是公认的、挖掘人物心理最为细腻的导演，《胭脂扣》、《阮玲玉》都是例证，人们的期望之大可想而知。在此之前，无论是陈凯歌、李安，还是张元、王家卫，他们都是“局外人”，虽然“观鱼之乐不必生而为鱼”，但是鱼之乐还是人之感觉为乐，常常被人疑惑。
在所有华语同志电影中，王家卫的《春光乍泻》情节最简单。在万里之遥的南美阿根廷，两个生活在一起的香港男人分分合合，经历了因厌倦而分离、因分离而痛苦、由痛苦又重新想在一起的情感怪圈。王家卫的影像风格一贯低徊哀婉，加之张国荣和梁朝伟两位影帝的出位演出，使得这段两个男人间的感情被演绎得更加缠绵悱恻、百转千回。
总的来看，《春光乍泻》是一部讲述逃避的影片：逃避熟悉的环境、人事以及庸常的生活；逃避责任、义务甚至爱与被爱。黎耀辉和何宝荣两个香港人能逃避到离香港万里之遥的南美阿根廷，但逃避不了聚散两难的情感。忧郁的黎耀辉一直无法把握自己所爱的何宝荣。“不如我们从头来过”，阿荣常常这样给阿辉讲。因为任性、厌倦、也可能是因为自私甚至放纵，何宝荣来来去去地在黎耀辉的生活中出现，每次都是因为厌倦而离去，每次都是因为受伤而归来。忍耐性和容忍心有多大往往取决于爱心有多深，影片中让人最难忘记的应该是黎耀辉看阿荣时的眼神，忧郁得令人心悸，在怜爱、关怀和一种莫名的悲伤间夹杂着一丝丝的痛惜和怨恨。
反观关锦鹏的《蓝宇》，情况却让人多少有些失望。简单讲，这是一个由轻浮到庄重、由肉体上升到精神并由占有过渡到给予、“相信人间有真爱”的情感故事，但故事的开头就已经使人物“蒙上了阴影”。蓝宇是导演着力塑造的一个让人“相信人间有真爱”的人物，实在没有、也不应该为了钱去卖身时才结识了自己喜欢的人。他可以因颓废、无聊、寂寞、甚至为寻找刺激出场，但就是不应该为了钱。其次，蓝宇运气好得出门摔跤就拣了个大元宝，刚“出道”就碰到了一个良心甚好、知冷疼热甚至颇为“怜香惜玉”的大款，这一定让隐匿在茫茫人海中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找同伴还得上“东宫西宫”的无数同志觉得蓝宇是位“六合彩”中奖者。
关锦鹏以同志心境拍摄同志电影居然大失水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分析的个案。事情也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一直被人们视为“畸恋”。即使是有同情心的导演有意无意也从这方面入手，程蝶衣（《霸王别姬》）、阿兰（《东宫西宫》）、何宝荣（《春光乍泻》）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和神经质，和他们比起来，蓝宇的表现的确有些“太正常”了，正常到在《蓝宇》的故事框架里，可以直接将其置换为女性后仍能毫不费力地保住整个影片叙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应该说，这是关锦鹏一次失败的同时又相当成功的努力，表面上，他讲了一个平庸的情感故事，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蓝宇》中的感情纠葛并不“另类”。谁又能肯定，这就不是关锦鹏叙事的本来目的呢？
不难看出，这三位导演与陈凯歌和李安不同。他们不再关心历史的发展、不再关注人与环境或是人与文化之间的矛盾，而是将镜头直接对准同性恋者的内心，聚焦于同志内心的挣扎，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矛盾和人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冲突，除直面同志情感外，他们也不再为影片增加任何额外的主题和立意。如果单从观赏角度讲，后三部似乎都比不上前两部影片，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华人电影圈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志电影。
同性恋之所以被歧视，说到底是将生理问题无限道德伦理化的结果，在价值多元化日渐成为共识的今天，包容应当是正常社会的良好心态之一。同性恋人群虽然相对数量少，但绝对人数相当庞大。正视问题的存在、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维护他们天赋的追求幸福的权力绝对不是所谓的保护弱势群体，而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向以人为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海宁“二吴”
——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记
？ 散 木
一
浙江才俊，古往今来，可谓浩瀚无涯，仅以天下著名的观看“浙江潮”盛地的海宁而言，以其一地之狭，就曾涌出过学术大家王国维、军事天才蒋百里、诗哲徐志摩等众多名流，其中以兄弟论，则有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
海宁“二吴”皆读书种子，其弟吴世昌在世时曾说：“如果说吾兄吴其昌肚里有两百本书，那我的肚子里就只有一百本书了。”那么，吴其昌肚子里究竟有多少书？
北大夏晓虹女士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时，“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并撰有《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及绝笔之作《梁启超》。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1〕。这里的所谓“吴氏”，就是指吴其昌，他当年曾是梁启超的弟子。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十七岁时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研究经学及宋明理学，以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被称为“国专三杰”。吴其昌毕业后赴广西容县，担任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充西席。后来，他得知北京清华学校开办有国学研究院，随即报名应考，竟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的刘盼遂，后来第二届的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则是浙江人的刘节，当时遂流传有“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导师，其中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由于吴其昌此前已撰有《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并择定以“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遂由梁启超担任其指导教授。除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还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后予以整理成书。其时梁启超主讲的科目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其昌听课之余，并充任梁启超的记录。其间，吴其昌还与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并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该刊共出版有六期，每期均有吴其昌的文章。
吴其昌追随梁启超、王国维多年，对导师一片敦诚。当时面临天下鼎革的局势，他曾和同学谢国桢等力劝王国维剪去辫子，以免成为祸端，但被王国维婉拒。而在王国维自沉的前夜，他和同乡赵万里还在王国维家中叙谈，岂知第二天得知王国维投湖的噩耗，吴其昌是最早赶赴颐和园奔丧的王国维弟子，当时他“不禁大恸”，与相继赶来的清华师生相互“唏嘘不置”。此后，在王国维逝世的周年，他还撰写了《王观堂先生学术》、《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等。至于梁启超，他更是与之情如父子，当时他还曾住在梁宅协助梁启超处理文案，后来又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后，吴其昌曾代表清华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其墓前致辞，所谓“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海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斅治考证，得征凡几”等〔2〕。翌年，吴其昌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氏兄弟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时弟弟吴世昌率先在燕大校园里贴出要求抗日的大字报，随即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他积极组织请愿、募捐、慰问等活动，并主办《火把》杂志，鼓吹抗日。后来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3〕
当时吴世昌在燕大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即所谓《告全体同学书》，其称：“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过了几年，即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强调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应该取“守”的姿态，反对不顾国力而一味去抵抗日本。当时吴世昌看了胡适的文章很生气，他给胡适写信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上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是国民党所应负很大的责任的。”〔4〕不久，胡适回信答复他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5〕对此，吴世昌又回信表示：“我并没有误解你。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现在舆论界有一个不自觉的潜在性的矛盾：一面想鼓励民族精神，唤起国家意识，一面却绝对忽略组织和训练民众。”〔6〕
吴世昌和胡适的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不同看法，表面上是一激越、一稳健，方法虽不相同，而爱国精神却不相上下。
也是在吴世昌喊出对“士大夫阶层”大不满之时，吴氏兄弟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1931年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和吴世昌毅然宣布绝食，并在北平和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请愿，最后又一并在南京中山陵哭灵。当时吴其昌愤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昭告总理文》：“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