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都一致开列了这本书，《明史纪事本末》实在是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必读书。
《通鉴纪事本末》
（南宋）袁枢（1131～1205）
中华书局1964 年顾士诚点校本。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靠抄书也抄出了名，并且流芳百世，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袁枢。
袁枢本来无心著书，“其学亦未足与此”。他喜欢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苦于这部编年史巨著卷帙浩繁且过于分散，有时某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很难弄清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和本末始终。为了便于寻检，他分门别类的将每一事件的史料抄辑在一起，按事件分门别类，以类编排，共305 件事目。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首尾，所以取名“本末”。袁枢的《本末》几乎全是抄自《资治通鉴》，并且省略了一些比较碎屑的史料如经济制度、文化现象等，于是他以一年的速度就将294卷的《资治通鉴》改编为42 卷，篇幅不及原书的1/2。
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袁枢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至此，中国史书的四种编著方法：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才完全成功，这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几百年来，人们对袁枢创新体裁之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梁启超还把它提高到新史范本的高度，并认为是最理想的体裁。由此可见，爱读书、善抄书者也可以成创作。
《贞观政要》
（唐）吴兢（670～74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校点本。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一段历史，而唐代的鼎盛时期，又要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吴兢是武则天时的史官。在他看来，唐代自贞观以后政治状况大不如前，为了总结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鉴戒，他着手编撰《贞观政要》。
全书10 卷40 篇，分类编撰贞观年间（629～649）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等。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题性政治史，它对贞观时期太宗君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也充分反映了吴兢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历史观点。这本书对后世政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并说要把它写在衣带上，朝夕观览，时刻存心，不可或忘。大约9 世纪，《贞观政要》传入朝鲜、日本，也引起了当权执政者的重视。
即使在今天，本书中的许多论断，诸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居安思危，戒骄忌盈；以古为鉴，善始慎终等方面的内容，仍闪耀着哲理的光辉，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
二次推荐14 本
《蒙古秘史》
作者不详（约成书于1252 年）
《四部丛刊三编》本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额尔登泰、乌云达赍的校勘本。
旧译《元朝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编年史。上溯成吉思汗的22代祖先孛儿帖赤那，下至窝阔台汗12 年，前后的500 多年。作者佚名，据推测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同时代人，十分熟悉草原生活和孛儿只斤家族。此书写成后，因其“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故长期密存于宫廷的金匮石室之中。原书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已佚，现存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译本。
《蒙古秘史》是唯一一部真正由蒙古人用蒙古语写作的史籍。它大多取材于蒙古族口头传说，末卷取材于朝廷的诏令和实录。该书对原始材料进行整理汇编，少有修饰，比较真实地保存了历史原貌。书中重点描绘蒙古汗国建立的经过，记载了蒙古南征金、夏，收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业绩，涉及到蒙古族的起源、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部落战争，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社会意识等多方面，是中国蒙古族最古老、最丰富、最珍贵的历史典籍。
《廿二史札记》
（清）赵翼（1727～1814）
中华书局1984 年《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王树民校正。
赵翼19 岁考取秀才，24 岁中举人，35 岁成进士。45 岁时淡出仕途，在家闲居读书，过着富裕的生活，也便得以“悠哉游哉”地来考证经史百家。赵翼成就很多，史学上可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诗可与袁枚、蒋士铨齐名。
《廿二史札记》是作者常年读正史的笔记。名为二十二史，而《唐书》、《五代史》皆各兼新、旧二书，所以实为二十四史。全书分别叙述各史的成书经过、史料来源、史法得失，评论史事与人物，兼及史注。
该书问世以来，颇受读者重视，其综述史实、归纳要义，可为初学者读史门径；而评论史书与史实，又多持论平和，不蹈袭前人，具有自身的特点。
《宋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1623）
中华书局1977 年校点本。
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体，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使治乱兴亡的政治史故事化，为广大读者所乐于阅读，因此后世纷纷仿效成书。《宋史纪事本末》即为其中之一。《宋史纪事本末》虽然义例全仿《通鉴纪事本末》，所费工夫却大大超过袁枢。袁枢根据的是一部编年体《资治通鉴》，陈邦瞻则是根据一部纪传体《宋史》。《宋史》卷帙太大，又分列事实于纪传志表，要找出一事之始末，必须尽阅有关纪传志表，还要审订年月，排列成书。与《资治通鉴》出自名家之手、编次精湛不同，《宋史》是诸史中最为芜杂的一部。陈邦瞻以其高度的综合、分析能力，把大量错综复杂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用较小的篇幅、流畅的文字，条理清晰地记述了宋朝历史的大概轮廓，以及宋代各国兴衰治乱的种种事迹，对于读者了解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很是便利。
“读宋史，不可不读此书。”
《通志》
（南宋）郑樵（1104～1162）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根据万有文库本影印《十通》。
《通志》上起三皇，下讫隋代，是一部纪传体通史。由于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典章制度方面，因此，人们把《通志》也作为典制体史书看待。
郑樵，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自幼天资超人，勤奋好学，抱负很高。
郑樵非常推崇司马迁，主张通史，反对断代，决心弄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继司马迁之后，编成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通史。200 卷的《通志》凝聚了郑樵毕生的心血。《通志》改“表”为“谱”，改“志”为“略”，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世家、宗室、列传和载记。其中，“略”是本书的精华，体现了郑樵的“会通”思想和崇尚实学的精神。由于他善于区分学术门类，考镜源流而条例纲目，有些《略》的内容，已成各种学问的先声，如《金石略》之于考古学，《校雠略》之于校勘学，便是例证。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1623）
中华书局1979 年版，王树民点校。
陈邦瞻除撰有《宋史纪事本末》以外，又有《元史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虽名为“宋史”，其实不止宋史，还包括有辽金元史。所以《元史纪事本末》写得简略，仅4 卷，27 事。材料主要得自《元史》、商辂等的《通鉴纲目续篇》和薛应旂的《宋元通鉴》。书中对元朝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以及科举、律令等各种制度，都有记述。虽然总的说来，该书过于简略，但是其中有关河渠、海运、营田治河、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史纪事本末》取材精炼，叙事简明，条理明晰，是学元史入门的一部重要史籍。
《古史辨》
顾颉刚（893～1980）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共8 册。
20 世纪20 年代初，学术界掀起疑古考辨的热潮，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曾在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齐鲁大学任教。他不仅是古史辨派的创建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古史辨派”在传统考辨经史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秦至两汉以来有关先秦史的记载，作了系统地分析与考辨，揭示了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的各自真面目，为此后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比较确凿可信的文献资料。《古史辨》便是收集顾颉刚及其它古史辨派学者的考辨成果的主要著作。全书先后共有8 册。
从《古史辨》中，我们不难体会“古史辨”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开创精神，其中也不乏有趣的考辨成果。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春秋孔子时，最古的人是尧、舜，接下来，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人就有了更古的黄帝和神农。再接下来，到了秦朝，就有了较之黄帝更早更
古的三皇。而到了汉朝以后，人们相信最早还有盘古。由此，顾颉刚得出结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国史大纲》
钱穆（1895～1990）
商务印书馆1994 年再版。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史学大师，一生致力于著述教学，弘扬传统文化。1930 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执教。1949 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 年辞职后迁居台北。
《国史大纲》60 万字，是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观点，以及作者关于历史研究态度和方法的根本陈述，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和思考。他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他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流砥柱。
《国史大纲》出版后，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还一度作为大学教材。1983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已修订出版第10 版。
《鲒埼亭集》
（清）全祖望（1705～1755）
全祖望，浙江鄞县人，县有鲒埼亭，自署为鲒埼亭长。清代史学家、文学家。《鲒埼亭集》共98 卷：内文集38 卷、《经史问答》10 卷，外编50卷。以明清史事、掌故、人物等为主要内容，亦有论学书札及杂文等。作者对顾炎武、黄宗羲、李昉、方苞、姚际恒、毛奇龄等人的事迹，详加稽访，撰为碑、表、传、志，使之流传后世。书中还颇多南明史料，如所载钱忠介、张煌言等明末抗清义士的碑表，可以补史传之缺。
《鲒埼亭集》不仅是明清之际重要史料的汇集，而且对于考论此间300多年的学术流别也是不可不读的。书中所收《经史问答》是作者解答学生董秉纯的经史疑问的总集，反映了全祖望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
《考信录》
（清）崔述（1740～181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收入《崔东壁遗书》。
崔述，号东壁，清代著名学者。他的《考信录》对中国近代史学界以疑古和辨伪为主旨的“古史辨”运动影响很大。
《考信录》包括《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作者专于治经，他发现群经的传记注疏往往与经文有异，于是从怀疑而辨伪，而考信。所以该书名为治经，实则理董中国之古史。它的标准是一切取信于经，认为战国以下的书，都不可尽信。书中特别是对上古历史和孔子、孟子的事迹作了系统的考订。
顾颉刚是近代“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史方法直接受到了崔述等人的启发。他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顾颉刚还将崔述一生著述34 种，汇为《崔东壁遗书》。
《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1636～1704）
《四库全书》本。
阎若璩读东晋梅赜所传《尚书》，怀疑其为伪作，于是深入研究达30余年，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全书8 卷。它在中国辨伪古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尚书》经过秦“焚书坑儒”之后，流传有两个版本。秦博士伏胜所传的尚书28 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西汉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