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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的，缺的只是资金。只要有了钱许多生产活动就可开展起来。尤其对非洲来说，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资本，劳动、资源三者结合，必然能产生出财富，所以引进外资常被视为一个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
非洲的经验并没有否定资本、劳动、资源的结合能产生财富，但问题是谁控制了生产出来的财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什么稀缺，什么就值钱；什么多余，什么就不值钱，非洲的情况正好是劳动和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值多少钱；资本稀缺，所以资本值钱。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因为资本稀缺，所以它的边际产值高，结果生产所得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资本的所有者。当地百姓只能赚得有失业存在下的低微工资，人民虽然是资源的主人，但并未享受到资源提供的财富，或者因为这些资源多年以前即被出售给了外国人，或者因为政府管理不善，甚至贪污受贿，财富大量地流失了。
引进外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当然是有的。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韩国都是例子。比较这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
（1）外资固然重要，本国的民族资本尤其重要。
东南亚和韩国无例外地都有极高的积累率，即产生出来的总价值中约有1/4到1/3没有消费掉而是用在了扩大再生产。而非洲则积累率极低，像莱索托积累率竟是负值，靠借债度日。结果永远摆脱不了对外资的依赖，所以利用外资的目的是积累本国资本，千万不可制定打击本国民族资本的政策。同时要鼓励百姓将储蓄的钱直接用于投资，并能从投资中得益。
（2）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
如果外资被引进并创造了价值，它是归外国人的，因为外资投到国内来不是办慈善事业的，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要使普通百姓能从引进的外资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他们的技能，成为熟练工人。东亚国家能得益于外资的，无不十分重视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那里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成了吸收熟练工人的场所，把外资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要搞好劳资关系，让资本与劳动互相依存。而不是培养敌视情绪，资方不是收买工人，就是放着廉价劳动不用，尽量用机器代替工人。非洲的劳资关系造成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广大群众很少有受教育并培养成熟练劳工的机会，只能作一名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普遍劳工。
（3）要培养自己的管理阶层。
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感情的本国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马尼拉冒烟的山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但今年亚行组织的几篇论文却偏离了这个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妇女和发展问题、消除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