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前，中国一位最有名的政治家跪在一条水蛇面前（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代表水神的化身肯定感到十分荣幸），这位政治家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服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中国只要洪水一泛滥，就把蛇当做神来崇拜，这种习惯似乎很普遍。在离河较远的许多地方，任何一条陆地上的蛇都会变成神灵，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大唱其戏，以纪念神的赐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庙宇，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知县和所有别的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常被当做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战神关帝被当做而神来崇拜；但有时，不管离河远近，人们只向观音求雨。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去推断自然界的一切应该是统一的，即使对他明确指出其荒诞不经，他也很难明白。
与求雨有关的祈祷，另外有个有趣而又最意味深长的事实，时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里，有一个主要角色原本是一只从石头里崩出的猴子，慢慢进化发展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这位想象中的角色被当做而神来崇拜，而不是河神和战神。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再好地说明中国人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完全没有分界线了。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果是互相关联的。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无从推测。
中国人的众神林林总总，纷繁芜杂，问明白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些神，这一点很重要。这个问题会有两种答案：一是他们崇拜这些神也忽视这些神。经常能碰到有人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等方面的花费。自然，这些估计是根据某个地方的“确定”花费，再乘以这个帝国此类地方的数目。这种所谓“统计”是最为无效的，好比一个人去统计一群蚊子的数量，“数累了，就大致估计一下”。
把中华帝国当做一个整体来断言，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中国寺庙里的崇拜，就最能说明这个道理。一位从广州上岸的旅行者，看到那里的寺庙香烟缭绕，就断言中国人是世上最崇拜偶像的。但让他访问一下这个帝国的另一端，再下结论为时未晚，他会发现许多庙宇都无人问津，除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之外，根本没人去，在许多情况下连初一和十五也没人去，或者甚至在新年伊始，中国人本能地要敬神的时候，也都无人造访。他会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处在偏远地方的寺庙，完全被遗忘在久远的年代里，偶尔也会修一修，但人们对此既不解释，也不关心。他会发现，人口聚合的方圆几百英里之内几乎很少看见一个出家人，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在这些地方，他一般在寺庙里看不到妇女，孩子们也是听任其长大，而一点儿都不教导他去求神赐福。在中国另外一些地区，情况完全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已经编织进了每天的生活细节之中。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社会的宗教力量与堆起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的力量。在夏威夷群岛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岛屿上，火山已沉寂多年，只能从坑坑洼洼而又草木茂盛的火山坑，才隐约看到以往火山爆发的地方。而东南部的岛屿，火山仍很活跃，隔段时间就会爆发，震撼四周。在中国的某些最古老地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要去寺庙祭拜，而另一些省份，它们在中国最为辉煌的时期还是蛮荒之地，如今偶像崇拜却非常红火。不过，人们很容易被类似的这种表面现象误导，极有可能过高估计它们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对此再作更全面的调查，然后才能得出底气十足的结论。
“敬鬼神而远之”＇注＇，这是孔子的建议。毫不奇怪，当今信奉孔子的人仍然把“敬而远之”作为对待中国万神殿中众多互不相容的众神的最谨慎的办法。如果与蒙古人或者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来说没什么宗教偏见。人们经常看到寺庙门上写着这样一个古老的说法：“祭神如神在”＇注＇。普通人依其本能就已经真正领会“如”这个词所表达的不确定性。以下的流行说法包含了许多“如”，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许多人的心态：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也无碍。”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再进一步，就是在形式上尊敬神，按特定的方式举行特定的仪式，这仅仅是为了保证某些仪式之外的结果。
中国人对庄重感特别陌生。不谈论一下什么是得体，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庄重感。我们明白，所有中国人的祭神，要么是按常规日子搞点仪式，要么就只是一种交易——祭供多少就得到多少好处。各地都把“老天爷”当做一个人来崇拜，并排除其他所有的神，实质性地说明崇拜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的吃穿都靠他”，一个中国人在被问及为何按时祭拜这个“人”时，这样回答。即使这个中国人对是否真有一老天爷”将信将疑，也无碍于他跟着别人去那样做。祖宗那样做，他也那样做。“谁知道”有用没用？
中国人习惯于只从表面去看宗教仪式。有一副对联，极好地阐述了这一点。这副对联带有那么一点讽刺意味，贴在无人问津的寺庙柱子上：
庙内无僧风扫地，
寺中少灯月照明。＇注＇
祭拜神灵，如同西方采用保险制度，是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灵不存在，那也就不会作什么怪了；而如果神灵确实存在，却被置之不理，他们也许就会发怒报复。据说，驱使着人类的动机，也同样地驱使着神灵。有句俗话说，贡献羊头（给寺庙作供品）的人，可以心想事成。而那些不能赐予人们某种特定福泽的神灵，比如“三皇”＇注＇，总是很穷，但观音和战神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供奉。
中国人对神灵的崇拜不仅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有益无害”，而且又向前走到了西方人完全不能苟同的地步。他们经常说，而且似乎也这样认为：“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这种口气（几乎不能称作思维方式）如同一个中国人在说：“相信皇上，则有皇上；不信皇上，则没有皇上。”如果这样推论给中国人看，他们也完全准备承认，但他们自己似乎不会通过必要的途径去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不少的朝圣者一步一叩首，有时花大量时间进行这种沉闷而又艰难的旅程。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苦，他们会告诉我们，拜神的人假的太多，所以有必要用这种苦行来表明自己的诚心。不管我们如何来评论这种例外，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曾经谈到的中国人互相缺信寡义这一点，在他们的崇拜之中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北京附近一座寺庙里的一群和尚。这张照片绝好地反映了他们像蛇一样狡猾的性格。这些人过的生活，与他们的面孔所暗示的，相差不远。
在对待异教上，中国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的神灵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样子，这倒也不无道理，因为有许多神就是其崇拜者的同乡。笔者曾经看到一张布告，是以观音菩萨的名义告知世人：天庭收到一份陈请，说世风日下，“玉皇”听了之后大怒，把大大小小的神仙痛斥了一番，因为他们疏于用劝诫去改变世人！据称，人类被一群魔法无边的妖魔鬼怪所包围，这些妖魔鬼怪可以被收买、奉承、引诱，也容易哄骗。中国人做买卖时很起劲地讨价还价，对于所祈求的神灵，他们也同样想弄点好处。他或许会通过捐款修庙买来好运，但很可能捐二百五十文，却写上一千文。写上多少，神就收多少。到了修庙的时候，每位神的眼睛上都会贴张红纸，这样就看不见周遭的混乱和不敬了。如果宗祠位于一个村庄的边缘，而盗贼又常在那里分赃，那么，人们也许会把大门完全封起来，神灵可以在大门里面与天地宇宙交流个尽兴。
每逢岁末，灶神爷都要回到天上去报告每家每户的行为，但人们都先在他嘴上抹点粘乎乎的稀糖，阻止他告状，这是中国人表现人定胜天的典型事例。同样，为一个男孩取个女孩的名字，让那些没脑子的妖魔鬼怪以为他真是个女孩，这样，他就可安度余生了。贝德禄谈到四川杀害女婴，事后就烧些冥币安抚安抚那里的神明，可以说专门烧给他们去花用的。送子观音庙与其他庙宇不同，常常是妇女去光顾。有些送子观音庙有许多小泥人，做成小男孩的样子，送子娘娘的手臂上放一些，架子上像货物一样摆放一些。中国妇女的做法是，走进庙里，把标志这些小男娃性别的部分掰下来吃下去，以期能确保生男孩。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庙里有许许多多小泥娃，人们认为这是经常进庙的妇女带来的，她们人人带走一个小泥娃，但一定要偷偷藏起来，偷偷带回家。假如真的如愿以偿地生了个男孩，这个妇女就得来还愿，在偷走小泥娃的地方放上两个。中国的出海人觉得，中国海上令人恐惧的台风都是由恶魔引起的，他们专门等着捕捉驶过这些危险海域的船只。据说面对狂风大浪，出海人就习惯于做一艘与自己的船一模一样的纸船。波涛汹涌到极点时放人海中，去蒙骗愤怒的水神，让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要的那艘船，这样才能让真的船苦海余生。
中国不少地方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当碰到类似霍乱这样致命的传染病，就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这样做，是蒙骗瘟神，使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算错了年历，于是打道回府，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这种风俗人所共知，所以“秋二月”成了“永不”的意思。骗神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一个人钻在一张桌子下面，把头从桌子中间挖好的洞里伸出来。神会以为真是有人头作供品，于是便相应地降福人类。过一会儿，这个人就会把头缩回去，回去享受这份很值得的好运气。
我们碰巧知道一件事情：有个村庄决定把神像从庙里移出来，把庙改为学堂，他们满心希望从神像的心中找出“银子”来支付这件事情的花费。这些头脑单纯的乡下人并不知晓中国神的特点，也不知晓塑像人的做法，因为他们搜寻到神像心里的东西时。只找到一些不值钱的锡块！毫无疑问，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和尚或道士在神像里藏宝，结果有不少寺庙被盗，神像不是被整个儿盗走，就是当场捣毁。那些信奉神灵的人对神却如此粗暴，这真令人无法理解。我们还听说有位知县审理过一桩牵扯到一个和尚的案子，据称还有占着这个寺庙的如来佛。这位佛祖被传到知县面前，叫他下跪，他没这样做，知县命令打他五百大板。这一回，这位佛爷被打成一堆尘土，还对他作出了缺席判决。
每当土地严重干裂无法耕种时，人们都要祈求而神显灵。而当求了很长时间仍告无效时，村民们时常会稍作一些有益的改正，转而把战神从庙里“请”出来放在最热的地方，让他自己获知真实的第一手天气情况，不再耳听为虚。人们不加掩饰地不满于神的行为，这个做法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三四月份不修房顶，五六月份就骂水神。”
我们还听说中国某个大城市的居民，由于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一直持续不断，便认为这是当地一个神灵在作怪。他们便一致对付他，似乎他是一个活着的恶棍，把他痛打一顿，最后把他打得还原成了一堆泥渣。这件事情确切与否，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听到它广为流传，但也足够了。整个过程符合中国人对神灵的看法。
我们让读者注意到的上述事实，有可能使不熟悉中国人素质的人，得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这样的结论，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的确有人也这样直言过。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谴责了古伯察先生的某些过于宽泛的概括，密迪乐先生断言那是“对很大比例人类的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向愿意承认，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中国人概不关心，对把这些结论当做信念的民族行为，他们也不关心。但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而伟大的人物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对美好伟大的事物毫不动摇的执著，缺乏热烈的渴望，没有一颗向往高尚、向往神圣的心灵”。除此之外，威妥玛＇注＇爵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时期以来一直都很熟悉，这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作权威评述，他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伦理，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崇拜对象，确切地说，是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