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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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素质-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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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他就会对某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讨厌——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他,还是给他涨工钱!此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这样或那样地被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点钱,也好比为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注'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的“柔顺”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久已失传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这种艺术从未发掘过。但是,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还高兴地赞同补充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卑贱的人,并允诺,你所特别指出的那些缺点,会立刻、彻底、永远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你十分熟悉,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但是,尽管这些允诺在本质上是空虚的,却不可能不使你暂时息怒,如果注意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允诺所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章  心智混乱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注',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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