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身，左一蹭，右一蹭，挤出了狭窄的房门，投进外面风雪茫茫的黑夜之中。
我从马号出来，只看见整个世界是浓密的、飞舞着的雪花……马缨花还在羊圈。我回“家”去睡觉了。
三十三
……我钻进破棉花网套，还没睡着，谢队长就在窗户外面叫我：“章永璘，章永璘，小章，小章……”
他急促的叫声使我心头一沉，立刻想到是海喜喜出事了！我没有应声，装着已经熟睡了，脑子里却在思忖应该怎样回答领导的盘问。谢队长还一个劲儿地叫：“小章，章永璘。”
老会计用肘子捅捅我：“小章，叫你哩！”
我慢吞吞地爬起来，用带着睡意的腔调问：“什么事啊？”
“快，快，到队部办公室开会去。”
我想，不会这么快就发现海喜喜跑了吧；“开会”，大概是商量分羊肉的事，可能我们这几个单身农工也有一份。我赶紧穿上衣裳，跑到队部办公室。
各织的组长都在办公室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支自卷的烟卷，满屋子烟雾腾腾。原来，办公桌上有一笸箩烟叶子，这是队部免费供给组长们开会时吸的自种烟叶。“劳驾，给我一张纸。”我也挤进去卷了一根，和别人一样，话也顾不上说就呼呼抽了起来。一会儿，谢队长提着一个面口袋回来了，气咻咻地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有盏马灯，照着他满手血迹。我吃了一惊，烟卷差点从嘴上掉下来。这种场景使我联想到福尔摩斯探案里的描写，我想到海喜喜，想到马缨花……身子几乎僵直了。幸好，谢队长只是说，海喜喜那“驴日的”跑了。是喂牲口的老汉——就是那“死狗派儿”车把式——发现的。老汉去马号添草，看见他的门锁着——我真不该锁门！——拿马灯隔着玻璃窗一照，“炕上啥也没有，比水洗的还干净”，就去羊圈报告了谢队长。谢队长说，一定要把那“驴日的”追回来，眼看要春播了，没人摆耧哪行？！“那驴日的哪怕过了春播再跑哩！”他叫我们几个组长分头去追。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似的调兵遣将：谁谁谁去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镇南堡，谁谁谁朝东北方向追。他说我穿得单薄，叫我沿着东边的大路走，到三十里外的小火车站去挡海喜喜。他特地跟我讲：“那站上有个炉子，你烤着火，我去羊圈安顿一下，随后就来。”
我才想起来谢队长手上的血是羊血，并且，他单单没有注意到去山根的那条羊群踏出来的小路。我浑身轻松下来。尤其是，他解开面口袋，又发给每人两个冻得瓷瓷实实的稗子面馍馍。“大家都辛苦点，这算是加班粮。”他这样说，我更高兴了。会散了，组长们出了办公室。“熊！这大雪天的，哪达儿追去哩，回家睡去吧！”他们悄悄地议论着，也果真朝各自家门的方向散开了。我不能不到火车站去，谢队长一会儿还要来和我会合哩。
雪下得更大了。东边、西边、北边、南边，到处是白茫茫、灰糊糊的一片。雪花打得眼睛都难以睁开。这种鬼天气，不迷路才怪哩！我有点为海喜喜担心起来：他何必选在这样的夜晚跑呢？可是转念一想，这也正是他的聪明所在，那几个组长不是回家睡觉去了吗？
我只能朝着那条大路走。幸亏大路两边栽着一株株柳树，走在两行柳树中间总不会迷路的。我把棉绒毯子缝的“罗宋帽”从头上拉下来，我的鼻子、脸颊都立即感到了马缨花的温暖。我又想起海喜喜临走时的建议，心里虽然还在矛盾着，但也感受到海喜喜的无私的友情。我觉悟到：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越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她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用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享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一时，我感到我是十分幸福的。现在不知是几点钟，总该是半夜了吧！我只听见雪花柔和的沙沙声和自己呼哧呼哧的鼻息。雪夜静谧得令人的魂魄似乎都会脱离自己的躯体。前面，在两行柳树中间，蓦地出现了一座小桥，弓着背，一副忍辱负重的驯顺的样子。我陡然想起来，两个多月前，仅仅六十多天前，海喜喜赶着大车和我们几个就业人员曾经经过这里。那时，我还满田里找黄萝卜吃，而他，却威风凛凛地坐在大车上，唱着那动听的深情的民歌。脑子里，肯定萦绕着马缨花的影子，一心想早点赶回去跟她见面。可是，转眼之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他成了一个失恋者，一个逃亡者，而我，这个得胜的情敌却厚颜无耻地扮演着追捕者的角色。我想象海喜喜在这茫茫的雪夜中，背着沉甸甸的行李，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根下跋涉的情景，幸福感顿时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的。我又不禁回忆起海喜喜对“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评论，才悟到卢纶的妙处：他的这幅画面在描绘唐将浑的英雄气概之下，透露单于的悲壮色彩。怪得海喜喜会从这首诗里得出与一般评论全然不同的看法。在一千多年以后，在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以后，难道我们还不允许他这样地想吗？是的，他本人就是个外表看起来粗豪不羁、暴躁蛮横而心地却是纯朴的、多情的、具有悲壮性格的少数民族兄弟！我得到了纯朴的劳动者的同情、友情和无私的关心，他们总把我想象得很好、很高尚，而我又奉献给他们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痛苦之外！
我呆呆地在小桥上停了片刻，垂着头，俯视着片片雪花坠入桥下的黑暗里。深刻的忏悔，固然是由于自己造成了别人的不幸，而被害者不但宽容了自己，还尽其最后的可能，再次施与了他的恩惠，那自己就不仅是忏悔，而是一种镂心的痛苦了。啊！海喜喜，海喜喜，亲爱的朋友，我怎样才能报偿你呢？
三十四
火车站的确非常小，我是看见铁路边的一盏红灯才摸索到的。车站没有站台，在两条铁轨旁边盖了一间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顶上积满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个孤独的大蘑菇。房子里没有灯，漆黑一团。我推开用板条钉成的门，走了进去。里面，果然如谢队长说的，有一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煤已经快燃尽了。我抖净身上的雪，借着炉箅下透出的一点微弱的红光，找到一根铁通条。我拿起铁通条在地上横扫着，终于在墙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炉子捅好，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脱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面扫干净炉面，把两个稗子面馍馍和棉鞋一起放在炉子上烤着。
炉子很快就旺起来，火苗蹿出了炉口，小屋里一闪一闪地亮着红光。我的脚底板像手掌一样抱着热烘烘的铁皮炉底，不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我一边翻动着稗子面馍馍，一边打量四周。四面墙上都涂抹着乱七八糟的壁画，全是候车旅客的即兴创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处发现的一个原始狩猎部落居住过的洞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卖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报社编辑曾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个车站，而是个乘降点，只有逢站必停的慢车才在这里停一分钟。慢车要在凌晨四点开来，那么，我至少要在这里等到四点钟。
等就等吧。我吃着稗子面馍馍，想着海喜喜，如果路上顺利，他现在也该到他姑妈家了。我真诚地祝他过好春节，真诚地祝他以后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炉前打起盹来了。不知迷糊了多长时间，板条门外响起了喳喳的踏雪声。随着，谢队长哐地一下推开门进来。“驴日的，好大雪！”他跺着脚，拍打着衣裳帽子，龟缩的脖子伸了出来，连声地咳嗽着说，“咳！……你还在这达儿，咋样？这达儿到底好一点，咳……那些人在雪地里撵，一夜里可遭罪哩！咳……”他还不知道“那些人”并没有在雪地上撵，早跑回家睡觉去了。我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敬佩他。他对我毕竟是关怀照顾的；他自己也是负责的。
我让他坐在我旁边，把剩下的一个烤好的稗子面馍馍给他吃。他拿起来看了看，说我会烤，烤得好，但他没有吃，又放在炉子上。他说羊圈熬了一大锅羊骨头汤，撒上稗子面，做了顿“羊汤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两碗。我想，马缨花和尔舍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谢队长，”我问他，“能抓到海喜喜吗？”
“抓个熊！那驴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谁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着炉火说。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么还要叫我们追呢？”我诧异了。
“唉！”他叹了口气，“不追追他，场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谢也不管，是干啥吃的？！’又该挨头儿的克了。我到车站来，就等着搭四点钟那趟车去场部报告哩。”
他告诉我，咱们队朝东三十里是这个车站，朝南二十里是场部，铁路是条斜线，下一站商场部不远，下了车走两里路就到了，看来他的安排还挺巧妙，既装装样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车去场部。“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怎么场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问。“他犯个熊错误！那驴日的就是太能了，谁都不愿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见他赶车，其实那熊耕耙犁锄，扬场赶滚，砌砖盖房，样样都能。现时哪达儿去找这样的劳力？！”
哦——海喜喜果真说得不错。我又问：“那么，要是抓住他，会怎么处理呢？”“啥‘处理’，保证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呗！还咋‘处理’？人家又没偷没抢！”他两肘撑在火炉边上，脸映得通红。脸上的皮肤松弛下来，火光照着他满面的皱纹，这是常年在户外劳动的痕迹。他一定害着严重的沙眼，眼睛里不断淌出浑浊的泪水。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外表年轻得多，但这时，他整个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时一样，显出了老人那种特有的宽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动，并且也因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劳动，差点要告诉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妈家里，去把他找回来吧。但又一想，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失信于海喜喜的好。我问：“你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哪达儿去？准跑内蒙了。山根下，他还有个姑妈在那达儿，保准他跑去过年了。”
我暗暗一惊。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来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泪，虽然他并不是伤心，可是好像一副伤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来，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驴日的，我知道，没个好女子，没个家，他哪达儿都呆不长。今天把他抓回来，明天他还得跑。腿长在他身上，谁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们队上呆着，是有想头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怀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头，局促地翻动着烧得焦黄的稗子面馍馍。
雪大概停了，听不到外面的沙沙声。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炉膛里劣质煤的哔剥声更增添了不安的气氛。“哎，”他忽然侧过脸跟我说：“小章，说真的，你跟马缨花结婚吧。”这是我今晚上听到的第二次建议，而且出自两个人的嘴里。我明白他是怎样从海喜喜身上联想到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马缨花是个能干的女子。”他说，“有时候和男人胡调哩，可那有啥？一个女子领着个娃娃，一个月十八块钱，又碰上这个饥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们结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马缨花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
“你别嫌弃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些女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上过当哩，后来正正经经嫁了人，都是好样的。你也别听啥‘美国饭店’的话，我知道，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们俩倒是挺合适，你劳动好，年龄也相当。她还能给你生娃娃。以后，就在农场里拉扯着过吧。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过日子轻省。这饥荒眼看就快过去了，日子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听说，就在这个月，中央在北京要开啥大会哩①，前几年的政策看来要变一变。日子好了，在哪达儿过不一样呀？非得像你们组那几个一样，跑回城里去？……说实话，干啥都是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