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吧，没关系的。”“营业部主任”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从门边扔到他的褥子上。
“咦，咦！弗，弗……”老会计操着上海口音叫起来，惊慌地又扔了回去，仿佛那半块黑面饼子是个烧得火烫的煤球。
“吃吧，你看你这个人……啧，啧！”“营业部主任”又慷慨地扔过来。那半块饼子已干得坚硬无比，扔来扔去都不会掉渣的。“哎，哎！真的……侬自家吃吧。”老会计更惶惶不安地扔还给“营业部主任”。“啧！我让你吃你就吃吧。这会儿，谁不饿？！”“营业部主任”再次使劲往这边一扔。
但是，这次“营业部主任”没扔准确，更可能是他有意识的，半块黑面饼子掉到了我的草铺上，正在我的脚旁边。
老会计用一种非常恐惧的眼光斜睨了那半块饼子一眼，在他的铺位上坐卧不宁地扭动着。拣起来再扔回去？这饼子是在我的草铺上；也许他还有点怜悯我，想顺水推舟把饼子让给我吃。不拣起来往回扔？“营业部主任”明明给的是他。即使他给我吃了，人情帐却是挂在他名下的，“营业部主任”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债权人……
土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其他几个人虽然表面上在各干各的事，有的在补袜子，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被窝里想心思，但注意力无疑都盯在这半块黑面饼子上。报社编辑和中尉在自制的象棋盘上也暂时休战。这半块黑面饼子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饼子约摸有一两重，由于放得太久，表面上竟有一层暗淡的光泽，很像一块硬巧克力。它旁若无人地、藐视一切地坐镇在我的草铺上，使我非常地困窘；我那“把荆棘当作铺花的原野”的精神也受到了挫折。剩下的黄萝卜在昨天回来后就煮着吃光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抵挡从心底里，而不是从胃里猛然高涨起来的食欲；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把我汹涌澎湃的唾液堵塞住。由于委屈，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作弄，由于痛恨自己纯自然的生理要求，由于蔑视自己精神的低劣，由于那种“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哀叹……我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土房里如死一般寂静，皑皑的雪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映照进来，每个人的脸都像死人似的苍白。老会计最终决定了对策：不在我的领地里，就不关我的事！闭起了眼睛，袖着两手坐在褥子上，活像个入定的老僧。“营业部主任”表面很镇静，和扔饼子之前一样，在他铺位上盘着腿，但眼睛却灼灼地盯着那块诱饵，紧张地等待着即将被夹住的猎物。
这时，窗外由远及近地响起沙沙的踏雪声，同时传来了轻松的放肆的歌声：姐儿早上去看郎，三尺白绫包冰糖。送给小郎郎不用，转过身儿好凄惶哟——呀啊！
初三早上去看郎，小郎病在牙床上。双手揭开红绫帐，小郎脸上赛金黄哟——呀啊！
是个女的。我一听就是两天前给我钥匙的那个妇女。
沙沙声和歌声越走越近，径直向我们“家”门口走来。土房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惊奇，目光被这突如其来的、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吸引到门口去，连“营业部主任”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不自觉地表现出侧耳倾听的模样。
一会儿，脚步到了门口，随即，门像受到爆炸的冲击波撞击似的，“砰”一声被推开了。门大敞着，却不见人进来。
这几秒钟，屋里的人都呆呆地盯着门口，像一群傻子在盼望一个奇迹。门外的人似乎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犹豫，一蹦子跳到门槛上，两手扶着门框，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寻找着。
“嘻嘻！你们这达儿谁是唱诗歌的‘右派’？找他干活去。”
是她！而她问的只能是我！
“喏、喏、喏，”“营业部主任”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快活地叫道：“章永璘，喂，你干活去哩。”可是，从她的语气、她的神态、她的特别的嘻嘻的笑声里，我即刻敏感到她并不是叫我去干活。我很高兴她把我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是找我吗？”我还有点拿不准，因为她不是说“写诗”，而是说“唱诗歌”。“干什么活？”我又问。
“嘻嘻！我一猜就是你。”她仍然手扶着门框，身子前后地摇晃，“都说你会打炉子，叫你给打个炉子去哩。”
她为什么要猜？怎么会一猜就是我？我感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我也愿意跟她一起干活。既然没有吃的，干点活比闲呆着还好受点。我说：“那么你先去，我穿好衣裳就来。”
她注意地打量了我一下，大概觉得我那副模样很滑稽，又嘻嘻地一笑。“那你快点，我在家等你。我家你总认得。”
她一欠身，把门“砰”的一声拉上。我匆匆地穿上棉衣棉裤，在蹬棉裤腿时，我装作无意地把那半块黑面饼子踢到我和中尉之间的过道上。
十六
外面已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初雪把广阔无垠的大地一律拉平，花园也好，荒村也罢，全都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到处美丽得耀眼炫目，使人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几分钟之前发生的那种荒诞的丑剧，不能想象人会有那种种龌龊得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心地。
啊，大自然，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你的默默无言来教诲我们净化自己！她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地上，给人一种轻盈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回去也踏着来时的足迹：均匀、整齐，毫不零乱，拐弯处弧线优美，精致得像一串珍珠项链。我仔细地踩着她的脚印走，像沿途把那宝贵的东西拾起来，一粒一粒地，一粒一粒地……装在我的心里。
我敲敲门。她不说“请进”、“进来”，而是在屋里大声喊：“推嘛，门开着的嘛！”她斜坐在炕上逗弄孩子。这是个两岁多的孩子，穿着一身和她棉袄的花布一样花色的小棉袄，看来是个女孩，却又推了个平头，眉毛也很浓，长着一副男孩子的样子。见我进来，孩子和她都嘻嘻地笑出了声，但看见我也笑时，孩子却吓得往她怀里直躲。我有点无趣。我想，我的模样一定挺吓人，连笑脸也是可怕的吧。
“在哪儿打炉子？”我问，“有瓦刀没有？还要土坯和砖……”“你忙啥？！”她长得很匀称的细长的手摩挲着孩子，朝我笑着说，“看你这棺材瓤子，干活倒挺积极！你先坐会儿。”
“棺材瓤子！”可怕而又可笑。我把我这副“棺材瓤子”坐在那不能移动的土坯砌的凳子上。房里没有火，却和我们“家”一样暖和。这种暖和是温和的、全面的暖，不像火炉那样只烤一面，还带着逼人的炙灼。这是农家火炕的作用。我看着那贫穷而整洁的炕，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家的向往。家，不是谢队长说的“家”，而是真正的家。经过四年严酷的强制性集体劳动和濒于死亡的饥饿，种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和布尔乔亚式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全抛到了东洋大海。我心里记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几句诗，这几句诗倒能说明我现在的理想。有个主妇，还有一罐牛肉白菜汤，
一大罐牛肉白菜汤——
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
她继续安抚着孩子，没有理我。我呆呆地坐在土坯凳子上，不觉低下了头。我心里猝然涌起了一阵失望的悲哀。不知是对原先希望的失望，还是对“主妇”和“牛肉白菜汤”的失望，抑或是对所有希望都失去了希望……总之，我进到这小小的、简陋的然而又弥漫着一种不可言状的温馨的土房里，好像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目前状况的可悲……
不知她注意到我的表情没有，她哄好孩子，把孩子放在炕上，轻捷地跳下炕，掀开锅台上的锅盖，拿出一个白面馍馍，爽气地伸到我面前：“给！”我大吃一惊！用惶惑的眼睛看看馍馍，又看看她。她坦然地站在我面前，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温柔与怜悯，但绝对没有一丝嘲笑和鄙薄。我不敢接。因为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太贵重了，贵重得令人不敢相信这是能无代价地馈赠的。疑惧和望外的喜悦搅在一起，使我晕眩起来。
孩子在炕上叫唤她了：“妈妈，妈妈……”小手抓挠着往炕边爬来。她一把把馍馍塞在我的怀里，转身又坐到炕沿上抱起孩子，头顶着孩子的头，边摇晃边唱：
打箩箩，磨面面，舅舅来了做饭饭。擀白面，舍不得；下黑面，丢人哩！给舅舅宰个大公鸡，公鸡叫鸣哩！宰个大母鸡，母鸡下蛋哩！给舅舅擀上两张齐花面，
舅舅喝面汤，我吃一大碗！她是唱，而不是像一般妇女念儿歌时那样朗诵，不但有节拍，并且有旋律。旋律在多变中带着单纯的稚气。她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孩子像玩翘翘板似的摇上摇下的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溶在一起，在这小土房里荡漾。只有丝毫未脱孩子气的人才能这样与孩子、与这首别致的儿歌浑然无间。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她的纯真。她给我这个珍贵的东西在她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是没有目的的，全然出于她的好心。
不过，我还是嗫嚅地说：
“我不饿，给孩子吃吧。”我把馍馍向孩子伸过去。
“她刚吃了。”她说，“你吃吧，吃吧。”
可是孩子伸出手来嚷嚷：“我吃，我吃。”
“尔舍，听话！”她把孩子往炕里挪去，不让孩子的手够着我手中的馍馍，旋即跳下炕，又揭开锅盖，拿出一个蒸熟的土豆。“给！尔舍，你看这是哈？你吃这个。”
孩子笑了，接过去，用小手笨拙地剥着皮。
因为她纯真的慷慨，我更不忍心吃掉她给的这样珍贵的东西了。我的饥饿感，被对这个馍馍的珍惜抑制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暴殄天物”，我的肚皮，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填满的，何必要吃这么贵重的食品呢？我很想把这个馍馍换两个还在笼屉上放着的土豆——我的近视眼对食物却异常敏锐，她一掀一盖锅之间，我就看见笼屉上放满了土豆。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她见我还把馍馍拿在手里，指着我对孩子说：
“说：‘叔叔，你吃，你吃吧。’说！”
孩子把塞在嘴里的土豆取出来，用沾满土豆泥的小手指着我：“吃，你吃，你吃嘛！”
“我不吃，”我酸楚地对孩子说，“留给你爸爸吃，好不好？”
“嘻嘻！”她又笑了，“她爸爸在爪哇国哩！你吃了吧。你看，你们念过书的人尽来这个虚套套！”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爪哇国”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古典小说中常把非常遥远的或根本没有的地方叫“爪哇国”，而这个地区农民的许多日常用语还保留着古汉语的特色。那么，是她丈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呢？还是孩子现在没有爸爸？
“那么……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我眼睛看着锅，想把馍馍仍放进去。如果她再客气的话，我就可以说我吃两个土豆就行了。“你看你这个没起色的货！”不料，她勃然嗔怒了，“扶不起个扌周不起！那你把馍馍给我放下，你哪儿来的还滚到哪儿去吧！”她掉转身搂着孩子，眼睛也不看我了。
我尴尬地两手捧着馍馍不知所措，和端着一盆盛得满满的热汤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似的。
“你，你不是说要打炉子么？”
“打个球！”她又忍不住嘻嘻笑了，“我的炉子是喜喜子给我打的，也好烧着哩。是这么回事：昨天休息，我把喜喜子拾来的麦子推了点白面，蒸了五个馍馍。喜喜子一个，我一个，娃娃两个，还有一个，我就想着给你。可我昨天找你找不见……没酵子，只好蒸死面的。你凑合着吃吧。白面我还有哩，酵子我也发下了，下次就能吃发面的了。”
还有下次！我也不好问她为什么“想着”给我。这是不礼貌的。除了怜悯，还能为什么呢？我不像“营业部主任”、中尉和老会计几个人，一出劳改农场就把那层皮扒了，换上家里寄来的干部服。我一身棉衣棉裤还是劳改农场发的。这种没有领子、三个贴兜的衣服，和脸上的金印同样是受惩罚的记号。布，近似于医用的纱布，刚穿几天就磨了几个窟窿，现在又硬得跟甲壳一样，我缩在这样一套棉衣棉裤里，如同一只蛹没有成熟就死在茧里似的。
沉默了一会儿，她见我低着头，看着手中的馍馍，有要吃的意思，就又掀开那土台子的布帘，端出一碟咸萝卜，拿出一双筷子，用手抹了抹，放在我的旁边。
“以后，你肚子饿了你就来。那天我看你，脸都发灰了，跟伊不利斯①一个样……”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突然又嘻嘻笑了。可是她马上忍住笑，抿着嘴，坐在炕上瞅着我。
经过这一番推让，我当然要吃了。“恭敬不如从命”。但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