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学史- 第16部分

　　　　　　　　（4）桓宽刘向　

　　　　　　　桓宽　（生卒年不详），西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字次公。博学　

　　多才，善写文章。汉宣帝时任为郎，官庐江太守丞。其代表作是《盐铁论》，　

　　共60篇。　

　　　　　　　　《盐铁论》记述的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御使大　

　　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所进行的一场有关盐铁问题的辩论。辩论的起因是当时　

　　有些人不满意汉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盐铁官营以及平准均输等各项重大经济政　

　　策。参加会议的有丞相田千秋和他的下属丞相史、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的下　

　　属，还有代表一般商人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贤良”和“文　

　　学”，共60余人。会议辩论很激烈，涉及的政治范围很广。辩论的结果以贤　

　　良文学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各项基本政策基本上都没发生大的变化。桓宽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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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辩论的旧有纪录进行了再创作。他的立场是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全书以　

对话的形式，彼此诘难，相互辩驳，展开争论，再现了每个不同立场的人物　

的形象，栩栩如生，特别是刻画出了桑弘羊的政治才干和他义正辞严的论辩　

雄风。如《利议》中写道：　

　　　　　“大夫曰：作世明主，忧劳万人，思念北边之未安，故使使者举贤良文　

学高第，详延有道之士，将欲观殊议奇策，虚心倾耳以听，庶几云得。诸生　

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谊，时世　

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汹汹不可胜听，如品即　

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桑弘羊的政治眼光和锋利的论辩语言，都　

表现得异常突出。　

　　　　　　《盐铁论》是西汉中期以后最优秀的政论散文集，它针砭时弊，颇中要　

害，文笔简练，言辞犀利，浑朴质实，在西汉散文中独具一格。　

　　　　　刘向（公元前79——前8年），字子政，沛　（今属江苏）人。西汉著名　

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著名学者刘歆之父。　

20岁任谏议大夫。汉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时，任散骑宗正　

给事中。他是皇帝的宗室，非常关心当时外戚与王室的斗争。他写过许多章　

表书疏，内容多是称引灾异警告皇帝要提防外戚王氏篡权，客观上反映了西　

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冲突。他因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误国而两次入狱，　

免官多年。汉成帝时，升迁光禄大夫，官终中垒校尉。他平生著述甚多，其　

文章舒缓平易，说理畅达。　

　　　　　刘向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等历史故事集，辑先秦　

及汉代史事，用以总结历史教训，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维护刘　

氏的正统，排斥外戚势力。但其中也有不少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　

　《新序》中的《叶公好龙》最脍炙人口，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宫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　

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非龙者也。”此文生动地刻画了喜尚空谈、不务　

实际的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虚伪面貌。另如孙叔敖、丑女无盐等故事都耐　

人寻味，是魏晋小说的先声。　



　　　　　　（5）班固和《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　

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著名史学家班彪之子。年9岁即能写文章诵诗赋，　

及长，博通群书。班彪曾续《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班固继承父业，　

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后来被人告发，以私改　

国史罪被捕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明帝阅读了班固著作的初稿，很赞赏　

他的才能，予以获释，并召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撰写《汉书》。一年后升　

为郎，典校秘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　

写成《汉书》。章帝时，为玄武司马。和帝时，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　

征匈奴。后因窦宪被杀受牵连入狱，死在狱中。《汉书》未完成部分，由其　

妹班昭完成。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公　

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　（公元23年）共229年的历史。全书共100　

卷，分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它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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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班固出身仕宦家庭，崇奉儒家思想，又是奉诏修书，缺乏司马迁那种卓　

越见解和批判精神。如《史记》歌颂游侠见义勇为、扶贫济弱的精神，班固　

却说他们“其已不容诛”。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还是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　

在《外戚传》、《佞幸传》中，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及其爪牙的罪行，　

也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而在另外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对那些体　

恤民情、公正清廉的官吏加以赞扬。　

　　　　　　《汉书》作为传记文学，也有较高的成就。它的文笔虽不如《史记》富　

于变化，跌宕起伏，但是很严谨。语言则受汉赋的影响，以整饰华丽见长。　

其中有不少传记写得生动酣畅，堪与《史记》媲美。如《霍光传》刻画了霍　

光的权臣形象，揭示出他的既维护刘氏政统又权高震主，既小心谨慎又飞扬　

跋扈的复杂性格。　《朱买臣传》、《张禹传》等都写得很成功。最著名的是　

　《苏武传》，它描写了一个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勇敢无畏、坚贞不屈、不　

辱国命的使臣形象。苏武是汉武帝时人，出使匈奴，匈奴人千方百计诱降他，　

都被严辞拒绝。于是：　

　　　　　　“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　

与旃毛共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　

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　

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篇传记出色地描写了苏武　

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生活上的种种苦难，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汉书》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人物传记的成　

功之作，同《史记》的优秀人物传记一样，也成为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历　

史上《史》、《汉》并称，各有所长，都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班固又是著名的辞赋家，作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但多模拟之作。《两都赋》记述了长安、洛阳两都的富丽繁盛，最后归结为　

应建都于洛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6）王充和《论衡》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　

汉初年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出身寒门，家以农桑为业。少　

年好学，后受业于太学，曾师事史学家班彪。因家贫无书，常去书摊阅览，　

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曾做过郡功曹、治中等地方官吏，后弃官家居，专心　

著述。他的著作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85篇，20余万言。　

　　　　　　《论衡》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光辉的哲学巨著。在这里，　

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　

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　

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　

不少进步的文学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强调文学的“劝善惩恶”和“有补于世”的　

作用。他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　

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　

善惩恶也。”文学之可贵也正在这里。“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　

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王充主张文章的内容与形　

式要统一，即“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反对“雕文饰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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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文学语言应浅显通俗，力求文学语言与口语一致，反对文字艰深、厚　

古薄今、模拟因袭。　

　　　　　王充认为作家的写作都有着一定原因并为着一定的目的而创作的。所谓　

　“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办，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王充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给了后世很大影响。从唐代古　

文运动所强调的“辅时及物”、新东府运动所提出的“匡世济时”中，都可　

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当然，王充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说，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　

高峰。他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积极意义，对后世颇有影响。　



　　　　　　　　　　　　　　　　　　　　　　　　　　　3。司马迁和　《史记》　



　　　　　　（1）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35——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　

人。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　《史记》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诗，他的史传文学同屈　

原的辞赋、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　

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反映了那个时　

期的社会面貌。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这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强盛的时期。经过　

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政治日渐巩固，经济日渐发展，国力日渐　

强盛。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改汉初的“清静无为”之风，“外事四夷，　

内兴功利”。他改革了内政，开拓了边疆，同时，他又在思想文化方面“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统一。经过汉武帝的内外经营，西汉王朝　

进入了全盛时期，大汉帝国雄踞世界的东方。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　

时代，是孕育司马迁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土壤。　

　　　　　然而，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经济的繁荣滋长了统　

治阶级的铺张奢靡，国力的强盛滋长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而思想的独尊儒　

术，则根本排斥了百家争鸣，束缚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司马迁看到了当时社　

会的隆盛，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丛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司马迁以　

饱醮感情的巨笔，以史传文学的形式，去讴歌正义，批判腐朽，探讨新生，　

　“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寻找历史的答案，终“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完成《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与他多少年学识的积　

累和他个人生活的磨难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他的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　

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且早有像孔子那样著述历史的宏愿。他　

为此做过一些准备，但未能实现。临终之际，他将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儿子，　

希望儿子能继承史官家世，学习孔子写　《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　

事业。他的思想、学识和治学态度无疑都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家学影响外，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后来，曾向大学　

问家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也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即今文《春秋》学说，加上他自己刻苦研读了大量的典籍，这些都为他的著　

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则直接成为他写作《史记》的　

思想动力。他就是要学孔子，以一部《春秋》微言大义，评述历代是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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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