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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第三个“代表”只是清楚地表明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它使党的范畴从传统的基础——工人和农民——扩大到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创造知识的人（如科学家），还包括争议较大的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企业家）。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对冷溶这位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来说，“三个表表”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冷教授解释说，“但它是归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三个代表”是党适应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指导方针。“创新，创新，再创新，”冷溶说，“这就是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面向未来的方法。”
江泽民把“三个代表”置于至高的位置。对他来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说：“我是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才提出这一理论的。”
2001年下半年，江应国防大学邀请阐述其新的政治观点，他有些迟疑地说：“有人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得小心些。”他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他怎样说明自己“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或最终目标作为检验标准，是可行的。对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超越其任何孤立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完全抛开了某种事情必须做或必不可做的过时包袱。
对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这样的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但是，他又告诫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党的一位作家写道，“三代领导集体”在“三个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三个教导”。毛泽东使“中国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达“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一条不间断的传承线”。
只有牢牢把握其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关联，江泽民的切实可行的观念才能得到维护。党的政治学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写入党章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时刻。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颇为自豪，”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沈永言评论说，“在我们的多次夜谈中，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钟爱之至。”
2004年初，笔者曾问过江长期的撰稿人滕文生：江泽民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有哪些？滕说：“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把江主席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他的成绩，不是我的。”滕主任接着又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有5次讲话，我感到特别值得一提。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邓小平1978年12月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启动经济改革）；邓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江泽民于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江泽民在2000年2月作的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江泽民在2001年7月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党现代化）。”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谈到江泽民当政时期时说：“中国没有搞政治多元化，但正在走向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他说，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现在有7000种报纸、500家出版社、3000家电视台、2。5亿移动电话用户和7000万网民”。虽然中国对政治自由有某些限制，却向全体国民提供如此大量的信息和言论机会，这在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那些坚持将中国归入高压社会的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这是邓小平的构想，却在江泽民任期内得以实现。而且，江的政府开始采用民主制度下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民意调查。
江泽民能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让几个外国人动动嘴皮子当然轻松，但真正在中国加速实现自由，又谈何容易？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江的政治框架是在国家发生风波时期形成的，是建立在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决策失误，他也总是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去失误。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吗？如果公共政策当真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将会对他们认定的敌人（包括美国在内）发起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攻击，而这对他们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中国，早产的民主将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到政治纷争上，为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早产的民主也会在不同部门、团体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收入，长期来讲，就很可能削弱经济潜能，无法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如果1989年中国实行了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那么人民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
江泽民所塑造的共产党模式是一个生机勃勃、以行动为导向的先锋队组织，它受意识形态远大目标的激励，但不受其教条的束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己任。在中国的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寻求与8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江模式的共产党还承担着确保国家统一，高举民族主义火炬的职责。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保留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和最终目标， 但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现代化。
为使党获得新生，江泽民在党内倡导一种民主气氛，即“党内民主”， 使争论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不同党派之间。由于党内政见有所差异的人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左右政策，推举人选，因此它们发挥着类似于多个政党的作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民主雏形。
外国分析人士不应过多贬损这些党内差异，而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只要保持合理的竞争关系，对中国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个政治体制下竞争缺失，跟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学原理是相悖的，是绝对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绝对独裁专制之下，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如此。
冷溶副主任说：“在我们党内达成共识的程序跟美国制度下的程序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广泛采纳多种不同意见，达成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接受的多数人的决议。“江泽民深谙此道。”冷说。当然，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党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公众是看不到的，但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同辈人中达成共识，而不是依靠过去的强制措施，而这些同辈人大多长期在中央政府中工作。冷溶说：“江泽民使党‘正常化’。”江泽民执政时，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重大事件了解得更多了，发表独立见解也更加自信了，在这样一个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只有善于达成共识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美国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史。”郑必坚解释说。他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任常务副校长。“别忘了，第一批移居美洲的人来自英格兰，而且美国有两百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发展自己的制度。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仅仅经历过封建制度、内战以及外来入侵和占领……”
“所以，正如江主席所言，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民主，”郑表示，“请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反复试验，必须慢慢来。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样，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
考虑到这种民主仅存于“党内”，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民主”国家，这些精英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农民、工人直到科学家和企业主。这些精英就是占中国人口总数5％的党员，他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领导人的任免和政策的制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管理者基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富有事业心的人。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这种体制不能也不应长此以往一直照这样存在下去；但它可能是解决中短期复杂局面和当前社会矛盾的最有利的制度。
事实证明，江泽民是一名斗士。江的事业是从一系列意外事件中起步的，他能熟练运用自己敏锐的政治本能，最终成为一位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导人。江从众多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中脱颖而出，这令批评家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性人物。尽管是意外就职，而且并没有野心，但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江主席要保持政治稳定是不容易的事，”阎明复说，“国内外危机频发，他都能一一化解，我向他致敬。”
邓小平给江泽民提出了管理国家的四大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集中精力抓军队，确保“党指挥枪”；防右，更要防“左”；选用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