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换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细雨》，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爬到天台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为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伯克拉库的曲子：《通过你》、《雨点滴在我头上》、《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大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查维斯、卡劳尔。金、比区和“沙滩男孩”，弹了《向上行》、《蓝天鹅绒》、《绿色菲尔兹》。总之倾其所知地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摆首，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朱莉娜。莉古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我点点头。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来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１９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胸脯上，小心地吮着乳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１７岁的女孩儿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儿——”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纤细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地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住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
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经常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闷地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
（全文完）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火虫》（收于《萤火虫烧仓房其他短篇》）。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要的私人性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私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 little help。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