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祝蛭笔比站甘榷ǎ锷氪哟讼罱灰字凶∑谌ㄈɡ稹２还粼似缓茫站甘涠缌遥私灰捉拱土忠兴媸痹馐芗蟮乃鹗А＠锷谝欢问比漳谧龅眉呈帧５�1993年7月，他已将“88888”号帐户亏损的600万英镑转为略有盈余，当时他的年薪为5万英镑，年终奖金则将近10万英镑。
如果里森就此打住，那么，巴林的历史也会被改写。但是，此时的里森又犯下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失误。
1993年下旬，接连几天，每天市场价格破纪录地飞涨1000多点，用于清算记录的电脑屏幕故障频繁，无数笔的交易入帐工作都积压起来。因为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交易记录都靠人力，等到发现各种错误时，里森在一天之内的损失便已高达将近170万美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里森决定继续隐瞒这些失误。到了1994年，里森对损失的金额已经麻木了，“88888号帐户”的损失，由2000万、3000万英镑，到7月已达5000万英镑。到了此时，他已成为其风险操作的傀儡。他当时能想的，是哪一种方向的市场变动会使他反败为胜，能补足88888号帐户的亏损，便试着影响市场往那个方向变动。但市场走势与他的操作完全相反，1995年2月23日，里森带来的损失达到8。6亿英镑，是巴林银行全部资本及储备金的1。2倍。
一个错误的帐号，一个不知名的毛头小伙子，在巴林银行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巴林银行送进了坟墓。
◎是里森错了，还是巴林错了？
巴林银行集团破产的消息震动了国际金融市场，各地股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英镑汇率急剧下跌，对马克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但由于巴林银行事件终究是个孤立的事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只是局部和短暂的，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就巴林银行破产事件本身来说则是发人深省的。透视整个危机事件，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 制度漏洞是最大的潜伏危机。从制度上看，巴林银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交易与清算角色的混淆。一般银行都许可其交易员持有一定额度的风险部位，但为防止交易员在其所属银行暴露出过多的风险，这种许可额度通常定得相当有限。而且通过清算部门每天的结算工作，银行对其交易员和风险部位的情况也可予以有效了解并及时掌控。但不幸的是，里森却一人身兼交易与清算二职。事实上，在里森抵达新加坡前的一个星期，巴林内部曾有一个内部通讯，对此问题可能引起的大灾难提出关切。但此关节却被忽略，以至于里森到职后，同时兼任交易与清算部门的工作。如果里森当时只负责清算部门，那么他便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为其他交易员的失误行为瞒天过海，也就不会造成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损失达到5000万英镑时，巴林银行曾派人调查里森的帐目。事实上，每天都有一张资产负债表，每天都有明显的记录，可看出里森的问题，即使是月底，里森为掩盖问题所制造的假帐，也极易被发现——如果巴林真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当时，里森假造花旗银行有5000万英镑存款，但这5000万已被挪用来补偿“88888号帐户”中的损失了。巴林银行查了一个月的帐，却没有人去查花旗银行的帐目，以致没有人发现花旗银行帐户中并没有5000万英镑的存款。
关于资产负债表，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曾经在1994年3月有过一段评语，他认为资产负债表没有什么用，因为它的组成，在短期间内就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彼得·巴林说：“若以为揭露更多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就能增加对一个集团的了解，那真是幼稚无知。”对资产负债表不重视的巴林董事长付出的代价之高，也实在没有人想象得到吧！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便是巴林在1994年底发现资产负债表上显示5000万英镑的差额后，仍然没有警惕到其内部控管的松散及疏忽。在发现问题至其后巴林倒闭的两个月时间里，很多巴林的高级及资深人员曾对此问题有过询问，更有巴林总部的审计部门正式加以调查。但是这些调查都被里森以极轻易的方式蒙骗过去。里森对这段时期的描述为：“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我觉得不可思议。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字都是假造的，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的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仍旧支付这些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1月11日，新加坡期货交易所的审计与税务部已经发函给巴林总部，提出他们对维持“88888号帐户”所需资金问题的疑虑，但银行总部并未给予重视。
· 恣意信任是危机发生另一个重要原因。从金融伦理角度而言，如果对所有参与“巴林事件”的金融从业人员评分，都应不及格。尤其是巴林的许多高层管理者，完全不去深究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一味相信里森，并期待他为巴林套利赚钱。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林破产的两个月前，即1994年12月，在纽约举行的一个巴林金融成果会议上，250名在世界各地的巴林银行工作者，还将里森当成巴林的英雄，对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里森在事后说：“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们的疏忽与犯罪级的疏忽之间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负有什么责任。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是不会有机会开始这项犯罪的”。
第二部分 危机是我们的影子第11节 黯然下台的财神爷
香港近年最大起大落的人物中，梁锦松肯定是其中一个。由大获民心的香港高官问责制典范，到迎娶“国宝”的盛大婚礼；从为人父母的人生高峰，到被指责逃税买车、民望烟消云散，直到香港律政司在2003年底公布不检控他的决定……梁锦松的名字才从街头巷尾的议论声中渐渐淡出。回头看他这段戏剧性的人生危机，我们应该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任何时候都要绷紧危机意识这根弦。而且越是得意时越要谨慎，有时候一个细小的错误就会断送了一生。
从商业骄子到财政掌门人
1970年梁锦松以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香港大学，主修经济及统计学。凭借出众的才华，梁锦松在大学期间还被选中参加由已故香港船王董浩云先生（董建华先生的父亲）创办的“海上学府”，随船到世界各地考察。毕业后梁锦松加入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区分行，成为这家银行聘用的第一批香港本地大学生。入行两年后他被公司委派到菲律宾接受外汇买卖培训，成为香港第一代精于外汇买卖的顶尖高手。由于他胆大心细，判断准确，使他在外汇买卖上无往不利，成为罕见的“常胜将军”。
1996年，花旗银行邀请他前往纽约出任花旗银行总行副主席，但条件是要他移民美国。不愿离开香港的梁锦松断然拒绝了。据估算，他当时的年薪加公司分红已经超过了300万美元（逾2300万港币）。
当时梁锦松在政界也平步青云。2001年2月，梁锦松从非政府公务员一跃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其年薪只有约245万港币，是他原来在银行界年薪的10％！对此梁锦松有一套妙论：“一个人花的钱是有限的，我相信一句话，‘赚的钱不是你的，花的钱才是你的’。一个人花的钱不会很多，所以钱从来不是我的考虑因素。”梁锦松在就职前的访问中也开列了作为管理人的三项主要职责，分别是制订政策、招揽人才和创造良好的环境。就任香港财政司长那年，他还被《财富》杂志评为“2001年度全球财经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如果梁锦松真得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可以堪称楷模的，可惜的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忽略危机的存在，梁锦松也不例外。
人生辉煌在危机中被颠覆
2003年7月15日，梁锦松与跳水皇后伏明霞在夏威夷注册结婚，当时中国内地、香港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他俩恋情婚事的报道，所有人也都真心的祝福他们。8月中，梁锦松还在官邸为爱妻大搞生日派对，补办喜宴。
本以为事件告一段落，事隔数天却有香港传媒称司长夫人已怀2个月身孕，大有奉子成婚之嫌，而由此导致的“特权”嫌疑，成为梁下台的伏笔之一。
据说，不仅有“奉子成婚”嫌疑，作为梁锦松妻子的伏明霞似乎也有很多“特权”，她2002年7月才嫁给梁锦松，但此前她经常到港，对于她以何种身份到港，梁锦松一直以私人事务不作响应。
根据香港边境事务管理规定，内地人只有持培训签证（即学生签证）、商务及就业签证，才可留港超过三个月，但伏明霞在港既没有就业，也没有进修，也不是国内指定企业、机构的工作人员，所以几乎没有可能取得以上签证。她最有可能是持探亲签证，但此签证最长只能留港三个月。但是，伏明霞在港期间多次被香港传媒拍到逛街购物、吃饭，时间绝不止三个月。结婚之后伏明霞的肚子逐渐隆起，她在梁锦松陪同下到玛丽医院待产，也显示出她与其他持“双程证”孕妇的地位极其不同，因为内地、香港都严禁内地孕妇到港产子。有传媒多次向入境处查询，伏明霞持什么签证可令她留港产子，但入境处均以保护个人私隐为由，拒绝透露。
据一般惯例，若双程证逾期，持证人必须返回内地申请延期，否则便作逾期居留论，要被遣返内地。伏明霞剖腹产女后，不仅没被实时送走，还可住在私家病房，之后回官邸休养。
除此之外，伏明霞还于婚后一个月，即2002年8月，在报名截止后申请入读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因而获学生签证到港，但不久事件曝光，香港民众指责她以读书为借口留港，也有滥用特权之嫌。在舆论压力下，伏明霞终于取消了入学申请。
2003年2月27日，伏明霞在香港玛丽医院接受了剖腹产，并且顺利产下一千金，年过半百才初为人父的梁锦松当天一脸喜悦向香港众多媒体宣布了这一喜讯。他当时兴奋地说：“我的太太已经顺利生下一女孩，现在母女都平安，我非常的高兴，大家（记者）都很忙，有的朋友已经追随这个事情许多天了，我想现在大家都可以休息了！”
谁知，梁锦松还未从老来得女的喜悦中缓过神来，就因一时的疏忽，被捉住痛脚。2003年3月，梁锦松在宣布任内第二份预算案翌日，曾以一句“有多久风流，有多久折堕”形容香港，谁料几日后传媒揭发他在大幅提高首次汽车登记税前，买入一辆凌志房车，有避税之嫌。随后，梁锦松面对连串的立法会质询和不信任动议、民望暴跌、惨遭廉署调查。
事件的导火线缘自香港一份报章于2003年3月9日的报道，报道指责梁锦松在2003年1月购入价值70多万港元的豪华凌志房车，避过加税，节省最少5万港元。事件遭揭发后，梁锦松即日响应，辩称买车是为了方便接载即将出生的婴儿和家人，也因为忙着准备迎接婴儿出生及预算案，忽略避嫌，并非存心避税。为表诚意，梁锦松实时宣布把税制调整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即10万港元捐给慈善机构，后来被人指正税款为19万港元而非5万港元，梁锦松又为了“以最高要求标准表明心迹”，决定把捐款金额增至38万港元。
在解释这场风波时，梁锦松甚至打出“温情牌”：“太太从镁光灯前退下……身怀六甲，从天亮直到天黑等着我回家。准备BB出生的事，买婴儿床、尿布、奶瓶等等，都是她一手包办，我没有时间为她张罗。她需要一部房车，方便BB出入，做丈夫的能力所及，自然会顺从她的意思。”
不过，梁锦松的诚意却未能平息这场风波。最令梁锦松失去诚信的，是有香港传媒揭发卫生福利局局长杨永强在行政会议上为预算案投票时，曾申报自己已订购一辆汽车，以免蒙受避税之嫌。然而，直接处理预算案的梁锦松，在向行政会议成员演示文稿时，却没有实时申报买车。在事件被揭发翌日，梁锦松提出辞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特首董建华起初一直支持梁锦松，还公开致梁锦松一封机密信件。虽然董建华曾强烈批评梁锦松严重疏忽极不恰当，但却指出梁锦松自动请辞表现了“高尚情操”，他将考虑一周后予以挽留。虽然立法会后来没有成立专责调查小组调查事件，没有通过对梁锦松的不信任动议。然而，立法委员接踵而来的穷追猛打，令梁锦松无可奈何，终于在2003年7月中请辞，黯然结束其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