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走龙蛇若许年，非儒非道亦非仙，
残生有幸皈恩马，壮岁无成愧班骞。
三面图书一面字，半生颠沛半生安，
春蚕虽老丝不断，枯柳千行亦飞棉。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已活了九十岁，自属无憾！但一生碌碌，一事无成，毕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与张文白（治中）先生合作，给他作机要秘书整三十年，跟随他参与了不少的国共和谈，最著名的为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和北平和谈三次，本书主要记载我所亲历的这三次和谈；第二件是从1949年起到2004年止，已写下文史资料和论文超过二百万字。
我撰写文史资料的时间很长，从1949年起，已开始为文白先生代笔写作《张治中回忆录》，历时十一年，三易其稿，拙文《十年耕砚倍辛酸》载《书林》1986年第10期，详记其事。
本书是一本文史资料专集，内容散见于国内外书刊，记录了我这五十余年的部分经历，其中有许多独家材料或第一手资料。如《重庆谈判》、《北平和谈》、《整军谈判》等都属这一类。事件的当事人多已先后去世，我还活着，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敬爱的周总理在1959年号召我们老一辈人要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存真地写下留给后人，我即着手整理资料，精心组织，写下若干篇章，主要者均已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其中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国民党蒋介石的力量由强转弱，由大变小终至瓦解，最后总崩溃。中共则相反，由此而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获得全胜。其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活动大事记》曾刊登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史通讯》第85期上，材料比较详实完整。为什么能做到这地步，因为整个谈判过程，特别是毛主席的大量活动我都亲见、亲闻、亲历。
谈判期间，毛主席住在张治中家里，我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当时联系和领导的工作人员有张治中的事务秘书、警卫秘书、副官、服务员、管家、厨师（厨师金焕珠原是张治中的保定军校同学、陇海铁路局局长陆福廷的厨子，曾随张在成都工作一年多，故对川中乡土菜很擅长，如赖汤元、武抄手、怪味鸡、麻辣子鸡等均甚熟悉。毛主席爱吃辣子，金所做的菜甚合毛主席的口味，脆皮鸡、铁锅蛋等为所有客人赞美。毛主席、周总理经常尝到，十分满意）。毛主席离开桂园时特嘱咐备办一桌菜饭，慰劳桂园所有工作人员，连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亦参加。周总理在张一纯的小册子上留言：“你们是青年人，世界属于你们，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张一纯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照顾过领袖生活的，一般人对此无所谓，共产党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解放后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张治中的寝室、办公室由毛主席亲住、亲用。张夫人洪希厚的房子由周总理亲住、亲用。楼下的秘书室由我和徐冰、王炳南同用。
警卫室是张治中的警卫秘书张立钧、洪世瑞和毛主席的警卫员陈龙（化名李友学）、龙飞虎（原在重庆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龙于建国后任济南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开会时，时有接触）同用，另一警卫员叫颜大龙，现仍在北京。当时毛主席的主要秘书是徐冰，所有座谈会的组织以至会见的主要客人，由徐冰负责。周总理的秘书是王炳南，主要办理周总理交办的具体事务。桂园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会客室是《双十协定》签字地，三面玻璃窗加百叶窗、纱窗，朴素的沙发，蓝色布套，仅能坐十来个人，南墙上悬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字，北墙为《秦淮夜泊》图，图上有一老翁题诗：“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其东墙为蒋介石手书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其西墙为一牡丹画卷，作者为红薇老人，是名医郑曼卿的母亲。
楼下入口处两侧都是衣帽架，会客室对过儿是餐厅，仅能坐十人，有沙发椅十把，餐厅后是备餐室，其后是厨房，靠近餐厅，便于传送。以上为毛主席、周总理服务的人员都由我联系和支配工作，我是间接地照顾过领袖的生活。我联系指挥最多的是传达室的唐绍庭同志，考虑到毛主席到重庆的主要任务是与蒋介石面对面谈判，其次是要做大量的统战工作，因此叮嘱他多准备小纸条和小本子，来访的人不必按国民党的繁文缛节来办，每个人只要写下姓名、地址、电话就行。毛主席、周总理会不会见，由他们的秘书传言。所以会后找报导材料非常顺利，写大事记既具体又详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管家是张家惠，张夫人的亲属，建国后由我介绍给王炳南派任为南京市政府参事，活到九十多岁。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北平和谈》和《整军谈判》两文。特别是《整军谈判》，多为世人所忽视，马歇尔、赫尔利、艾奇逊对军事三人小组亦有回忆录，但因不明内幕，泛泛而写，不得要领，不明实质，没有我文写的真实、深刻、可靠。再次是《毛主席与张治中在双清别墅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料十分珍贵，反映了时人不同的建国思想。
对于前人的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其中有一段话：“夫文章乃经世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建树，文章也算不上“不朽”，但已出版的几部小书，白纸黑字，流播人间。千百年后，人们还可以从图书馆中看到，这也是事实，也算是敝帚自珍之私，鸿爪留痕吧。由于年事已高，本书委小女儿余永燕收集、整理，修订成册。
是为序。
余湛邦
2004年3月15日于北京
时年九十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二时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文化人、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均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NFDB1秋、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大家习惯称“周公馆”）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桂园这名字，大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房子是孔祥熙的爪牙、后来任财政部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作官邸。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邻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张和陈商量，租让过来，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汇集、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张治中时任军委政治部长）。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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