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绞胶茫浚�3）关于蒋介石、美国和我们新中国的关系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内部关系问题，指出中央决策一起解放，整个争取，以台湾上层为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不要有丝毫怀疑。年底，命人书大字横幅：“思想开阔，心情舒畅”八字，悬挂客厅中。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10）
1959年六十九岁
3月，参观北京市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农场、学校、制片厂、居委会等，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视察报告。就市政建设、生产发展、妇女劳动力、工农生活等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和喜悦，也谈到生产任务偏重、工厂附属设备不足、城市住宅分布等存在的缺点，提了一些意见，特别强调今后视察人员一定要和视察单位的职工、农民、学生一起吃饭，千万不能搞特殊，引起大家的共鸣。
4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9月22日童小鹏同志送来周鲸文《风暴十年》一书（香港印行），对新中国和毛主席多方造谣污蔑，张阅后十分气愤，因写《解放后十年来点滴活动》一书，以亲身经历予以驳斥。但未能发行，只编入《七十回忆录》中，作为该书的第七章。
10月，建国十周年，举国欢庆，张写《举国腾欢之日寄语台湾在危难苦闷处境中的故旧们》一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寄海外。《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印尼《生活报》、缅甸《新仰光报》等均予刊登。
12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协文化俱乐部招待并会见北京地区特赦释放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陈长捷等人，举行座谈。杜等纷纷发言，表示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感激：“向真理低头，向共产党致敬”，“今后有生之日，皆图报答之年”。不久，周总理接见并讲话，着重谈立场问题、思想问题与实践问题。给予具体亲切的指示，杜聿明等表示诚心接受，作为今后继续改造的座右铭。
1960年七十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二次会议。
是年夏，完成《七十回忆录》定稿。此稿撰述起于1950年，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分七章，共约百余万字，详实地记录其七十年中（1890—1959年）的主要经历。稿成，曾打印数十份，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6年8月家被抄，不仅打印稿，连原稿、原始材料（包括若干原始档案）均荡然无存。浩劫！浩劫！遗憾！遗憾！
1962年七十二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三次会议。
5月，以人大常委访朝代表团副团长名义赴朝访问。团长彭真，另一副团长陈叔通。此行历时十日，访问了多处工厂、农村、历史名胜，深受朝野人士热烈欢迎，深深为朝鲜的各项辉煌建设、人们精神奋发、社会秩序良好、全国清洁卫生等所感动。
1963年七十三岁
11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四次会议。
年初以来，渐觉体力不支，经常昏睡，极少参加活动。
1964年七十四岁
5月，自料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决定回家乡最后一行，视察皖中、淮北的一些工厂、公社和文教机关团体，历时一月归来后写《回乡访问记》日记一册。
冬，病突发。经检查，是中风，由脑血管剧烈痉挛所引起。自是体力大降，经常卧床。除必须参加的活动外，终日养息，参加会议也不发言。
12月，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七十五岁
12月，最后一次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北京冬寒难忍易病，自1960至1965年，张每年都来温泉，亦充分利用时间参观农田、水利、工业、文教建设，五六年间走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十余县。
张晚年甚豁达，常对人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与赵寿山友善，相逢常对弈。赵后得食道癌，去世前张曾书上述数语相赠。
1966年七十六岁
8月28日从北戴河回京，两小时后，红卫兵即进门抄家，上楼下楼，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四次。由于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派人到北戴河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当面指着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已极度衰弱，至此再忍不住了。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我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10月1日，国庆十七周年，张登天安门参加庆典。毛主席笑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主席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
1967年七十七岁
是年起长期卧病，病情日趋复杂严重，经常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一切政治活动均已停止。国庆，仍勉强坐手推车上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对毛主席说：“你的脚步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人超过5％了吧？”
1968年七十八岁
秋，致函周总理并转毛主席，请求于死后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迄未得复。
10月10日，自知病已不起，不久于人世，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秘书余湛邦笔录，全文如下：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
特别是，我的后半世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眼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们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过去常同一些老朋友说：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了。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法。
不过，在政治上我还是想说两件事：
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们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我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不过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之下，倒行逆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无数先烈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全部变色的危险，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苏两国友好联盟关系，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不能不使人痛心的。当然，伟大的苏共、伟大的苏联人民，是终于要起来推倒那一小撮苏修集团的统治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我已不久于人世，我别无他念，我但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治中（亲签）
1968．10．17
1969年七十九岁
4月3日，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由其夫人洪希厚率子女讣告周总理转毛主席。
4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周总理亲临主持。参加者仅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卢汉、刘文辉、刘斐、罗青长、黄永胜、丁江、傅学文和家属，寥寥可数，场面冷落，草率了事。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1）
广州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从1931年进校到1938年离开，连读书带工作先后八年，长期涵育，恩情深厚，我时刻不忘。1937年武汉沦陷，长沙、广州震动，清华、北大已迁云南，中山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亦拟迁滇。其中纷纭往事，值得一记，爰逐一记下，留之后人，作为参考史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九三一年考进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创立的，校址在广州文明路。我是1931年暑假考进去的。给我最深刻的永恒的印象是进校门一个大操场，照壁上刻下孙中山手书的四个擘窝大字“明耻立信”，每字一二米见方，校的中部是一座高耸的钟楼。楼的东侧书孙先生遗教“知之匪艰”，西侧则书“行之维艰”，礼堂内分两层楼，正中是孙先生遗像，其左侧是孙先生遗墨“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其右侧是遗墨“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其含义我反复揣摩，当时我耽读鲁迅作品，只能从鲁迅作品中去找答案。所谓从根救起来是指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反封建，方能把中国救起来；所谓迎头赶上去，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抛其糟粕。
礼堂是孙中山先生主讲《三民主义》的地方，亦是华南各省闹学潮的根据地。“九一八”之年举国群情振奋，反日进入高潮。中山大学是领头羊，多种激烈主张纷纷出笼。记得每次大会主持人离不开邓时通、马景曾、楼桐茂、孙某某，他们是学生领袖。邓时通是众所周知的特务学生，出入昂首阔步，腰插手枪，是广州公安局长何荦的打手；马是文科学生；楼是地理系拔尖学生。1983年我回广州，知邓时通已被镇压，马任省文史馆馆员，楼、孙则不知下落。某次大会，大家认为校长许崇清软弱无能，又非学者，应予罢免，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人选，请中央核定。亦有人提戴季陶、朱家骅，但多人反对，认为一切戴、朱余孽都是党棍，不能考虑，结果中央批准了邹鲁。邹是西山会议派，又非学者，本非理想人选。
1960年，周总理有任务到广东海防前线，邀约张治中同行，我是张的机要秘书，得以随行，但我趁机返文明路一行，发现上述孙中山遗墨均被铲除，我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又周总理视察黄埔军校旧址，我亦随往，发现军校校舍陈旧破败达到极点。回京后，曾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趁黄埔的人尚多在世，应将军校旧址复原，并对蒋介石重新评价。其二是建议恢复中山大学原有孙中山遗墨。经过若干年，这两个建议都通过组织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来从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处得悉：黄埔军校旧址业已由广东方面恢复，但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遗墨则无消息。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2）
罗定小县城有三件怪事
中山大学迁校，第一步是从石牌迁返文明路旧址，结果法学院则迁往芳村花棣某助教家，他家房舍众多，足容纳全院有余，我们还搞过歌咏救国宣传工作，演出过流行的小话剧《放下你们的鞭子》。
法学院不久随全校迁往罗定县小县城，初来乍到，发现罗定县有三件非常稀奇的事：第一件是厕所都是高楼，高达一二丈，毫无粪气，非常卫生。第二件是米店不卖米，都卖豆豉。原来罗定县苍蝇特多，米筐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远看是豆豉而淹没了大米。第三件是看不到报纸。当时有一同学带了一个最原始的收音机，我会速记，由我每夜收听整理成小新闻，印发各院系。当时法学院院长黄元彬因事未到院，院务由几个知名教授：范扬（范是政客，我到军委政治部任张治中机要秘书时，他是第三厅副厅长）、漆琪生（漆是名教授，我上过他的课，印象不错，他的夫人黎缇维是我预科时同级同学，是个诗人，我对她有好感）和老教授薛祀光、郭冠杰等主持。漆淇生还到我的住处慰问我说：“你的简报虽然很小，但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你继续办下去。”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3）
日机空袭下的一幕惨剧
当时日机空袭频繁，校内挖了好多防空洞。我们无知胆大根本不躲避。某次我去大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