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不止此，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恶化局势的事情。3月16日，蒋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声称要撕毁《政协决议》；3月31日，蒋军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公然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同时派遣优势兵力包围豫南、鄂北的中共部队，进攻热河赤峰中共部队，拒不承认华南地区中共军队的存在，还派遣空军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等等。这些都使得政治气氛大大变坏，军事冲突更加紧张。到4月中，苏军从长春撤出，中共部队即从伪军手中解放了长春。
长春问题是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严重障碍。从中共方面说，在抗日战争中，从敌伪手中解放领土，人人有责，不是哪一家所能独占。无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或《停战协定》，对此都无明文规定不许解放，《东北停战协定》亦只说“双方另行商谈”。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认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他有权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全境，并且曲解1月10日的《东北停战协定》，把向东北开入国民党部队不受停战协定的限制说成是有权占领所有地方。因此悍然声称，中共军队必须撤离长春，让蒋军加以占领，才能开始谈判东北的军事部署与政治问题。殊不知，中苏条约只能约束两个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内部；整军方案亦只规定：到整编完毕后，在东北地区国共双方各占兵力，而无规定双方应驻何处。
到这时候，张治中被任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任命公布，急于筹备往西北事宜，而蒋介石也忙于准备还都南京。至此，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国民党方面委员先后由陈诚、徐永昌继任，此两人一向都不是主和之人，不可能胜任此职，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后有关国共两党的事，由马歇尔奔走于蒋介石、周恩来之间，三人间接谈判，而不采取会议形式。到同年6月，蒋介石大打出手，掀起全面的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两党和谈，至此几乎陷于休眠状态。
第三部分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一到延安
张治中的一生，周旋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联合之中。我作为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亲历亲见诸多。他主张两党合作，反对国家分裂，积极参加国共和谈，曾三到延安。
张治中参加国共和谈，主要有三个高潮，首先是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许接受日本投降，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国共两军在各地发生冲突。张治中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蒋同意了，接连三次去电邀请。中共方面也同意了。这时正好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奉命参加国共调停工作。于是蒋介石派张治中偕同赫尔利于8月27日飞赴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就是一到延安。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交代清楚的。蒋介石为什么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当时言人人殊，各种分析推测都有。说穿了，蒋向来玩弄反革命的和战两手。战的一手，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和的一手，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前者是实的、主要的，后者是虚的、次要的。两者轮换使用。当战争准备未完成前，把主和的张、邵等推出来；一旦准备好了，就让主战的来代替。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百孔千疮、筋疲力尽，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加以国内外人心厌战，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他对中共的态度，一是恨，非吃掉不可；二是怕，他常对心腹左右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不行。”
毛泽东到重庆是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对此费尽脑筋。红岩坡陡阶多，会客不方便；曾家岩五十号又太狭小；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十八号桂园。房舍和设备比较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一开口，张马上同意，自己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的一所平房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内心的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在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一天（8月28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就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跟着又设宴欢迎毛和代表团。第二天就接毛和代表团到他的官邸林园交谈。毛、蒋单独谈了三天，双方代表又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当时中共的代表正式指定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除张治中外，还有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根据9月2日双方代表交谈的内容，写下一份《今日商谈之结果》。包括：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政党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行政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共八项内容。
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无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等语。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他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并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拦阻，终于同意写入协议。但是蒋另有打算，就是准备抽象赞成，具体否定。他的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提出的《谈话要点》内容共十一项；蒋介石根据王世杰归纳的《今日商谈之结果》，拟就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代表商谈，则改在重庆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介石的侍从室所在地）。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但是双方都明白，如通过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亦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果把它们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三四十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协议。在同年10月10日于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表约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里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在谈判的后期，协定的主要条款已基本达成协议。当时社会上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对此也很不放心，便找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已都安排了日程，要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这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第三部分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二到延安
10月8日晚，张治中假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欢迎、欢送晚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的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五百多人参加。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欢迎词。他首先提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怀。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最后说：“毛先生准备日内回延安，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毛先生回延安，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毛泽东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欢送表示谢意。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0月11日，在张治中亲自伴送下，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为张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离延安，毛泽东亲自送至机场。这是二到延安。
张治中参与和谈的第二个高潮是整军谈判。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旧政协会议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旧政协会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
张治中一赶回重庆，马上投入军队整编的谈判，也就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的活动。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双方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筋疲力尽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中共代表义正辞严，理由充分。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三部分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三到延安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地点是重庆上清寺“尧庐”。
应该指出，无论旧政协决议或军队整编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了优势，中共方面作了让步的。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部署方案的实施，同时也为了检查和解决各地两党军队的冲突，周、张、马三人坐了专机到各地视察，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张家口、归绥、徐州、武汉等地。最后到了延安。延安并没有两党部队问题，所以去那里，主要是马歇尔想亲到延安去看看实际情况，并和毛泽东会见。这是三到延安。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一些节目。三方面都有讲话。张治中在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性后，表示希望百分之百地做到，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还幽默而爽朗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鼓掌欢笑。张讲话后，毛泽东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会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到1947年2月，蒋介石在战事节节失利的时候，又想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再到延安去，却为中共所拒绝。张治中没有再去延安，最后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第三部分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1）
（五十多年前的国共北平和谈，它在20世纪中所占地位虽不是太重要，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重大转折点。它的出现和演变，标志着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执政的过渡；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标志着社会生产关系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五种社会混合所有制的过渡——五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真够得上翻天覆地、旋乾转坤，而为历史学家所特加注意。）
我是北平和谈自始至终直接参与的惟一健在者，有必要把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留一见证。
由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被迫“引退”，回到溪口，由亲临前线退到幕后操纵，国共和谈空气一时甚嚣尘上。尤其毛泽东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李宗仁和国民党军方渴望暂时停战，缓一口气，对和谈更表示得迫不及待。在这种背景下，已由南京返兰州的张治中经不起李宗仁函电纷驰不断催迫，不得不于1949年2月间飞到南京。
和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从何着手，目的何在，如何进行，对对方的估计等，都得从长计议。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当前主要是劝蒋出国，蒋在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