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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戴尔夫给剧本起名《似是而非》，是写一个很有名的社论作家的故事，显然是以当时赫斯特（Hearst）报系影响力巨大的社论作者阿瑟·布里斯班为原形塑造的。男主人公有个美丽轻浮的金发情人，这个傻乎乎的美女惯于对时事作坦率评论，给编辑写专栏时带来许多灵感。当然剧本中还有其他角色，其中有一个迷人的男青年，是金发美女真心喜欢的。编辑的妻子意识到这个年轻女人对其丈夫的快乐和事业影响很大，所以毫不计较，事实上还努力修补两个年轻人相爱给自己丈夫带来的巨大伤害。
我是在1933年夏天动手写剧本的，因为我还记得每周一次要去哈里·戴尔夫的海滨寓所长谈。最终定稿要以哈里满意为准。他负责让演员排练上演，上演的次数并不多，但聊胜于无。在长岛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洛克斯特山谷里，有家在红谷仓戏院表演的非专业剧团同意试演一两个星期，而我们可获得微薄的剧本上演费。事实上首场演出是在1934年6月，几乎与《证券分析》一书首次亮相同步。洛克斯特山谷离我家很远，我还是去看了两场演出，我不记得演出是否受欢迎，我感觉当时人们认为这次演出“颇为成功”。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和第一部剧本上演几乎同步进行，这给了我巨大的接近于虚荣的满足感。利益分享给我带来的丰厚收入，更使我飘飘然，它预示着我个人财务困境的终结，也不必再为我的当事人担忧。另外，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作专业证人，这可是项报酬很高的副业。当时我正是40岁——有个法国作家称之为“老年青春期”。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堕入一段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知的浪漫情感，或许是戏剧气氛的感染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对我的性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哈里·戴尔夫积极地给我们的《似是而非》剧本找一个百老汇制作人。我们已同意给该剧重新取个名字叫《小蓬巴杜》，（我们设想蓬巴杜夫人在路易十五的法庭上的境况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著名编辑的密室里的情况有某种相似。）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我们的代理找到一个乐于并且能够资助我们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的人。哈里觉得合同不是很完美，但他认为我应该接受，合同中按惯例包括预付作者未来的版税500美元。
事实上我们本来预料会达成一个更好的合同。未来制作人名叫欧文·斯坦曼，是帕利塞兹乐园的大股东之一。（该乐园位于哈得逊河畔，是个综合性的游乐场。）他能干老练，在娱乐业成功地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他第一次投资于正统戏剧，并且不完全是为了商业上的利润，而是为了取悦女士。这里的女士是指他已与之订婚并将要迎娶的年轻小姐雪莉·米勒。雪莉·米勒出生于一个良好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华尔街经纪人。自孩童时代起她就一直喜欢表演。她在戏剧学校内的演出中扮演过几个重要角色，现在确信自己可以开始职业演员的生涯，但她又不愿像其他人那样从头开始，她想立刻成名。
雪莉在洛克斯特看过该剧，她当场认为女主角一角是为她度身定做的。她后来向我吐露，说服她那头脑僵化的未婚夫资助该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她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投资，她就解除婚约，最终她赢了。因此我们和斯坦曼之间的合同的主要条款是让一个无名的新手雪莉扮演主角。回头想想就很容易明白，演出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当时我们太急于要让人制作该剧了，连老练的哈里·戴尔夫也充分相信我们很可能会成功。
我去代理人的办公室签了合同。斯坦曼很自然地问起我的个人情况。我告诉他，我在从事金融业。很快我们热烈地讨论起股市前景和他的某些投资的优势。代理人吃惊地评论说，剧作家和资助者之间的这种谈话，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展示了自己的金融知识，结果反而对我不利。斯坦曼准备投资1．5万美元制作费（比起今天的制作费是多么微不足道），还剩2500美元未筹集到。谈话的结果是他劝我拿出2500美元，相应地，他出1．25万美元。他是为了赢得女朋友的芳心不得不冒险投资的，但是我为什么拿钱去冒险呢？我想这是因为剧本是我的宝贝，正如雪莉是斯坦曼的心上人一样，或许我像他一样有其他足够的理由不按商业常理办事。
无论如何，合同签了，钱也拿出来了，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帮我们找到了一家名叫“金内科特和沃纳”的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由两个年轻人担任独立制作人，刚刚创立。漂亮的高个青年金内科特出钱，戴着眼镜、秃头的矮个青年沃纳富有经验（好几年里当过几个不同制作人的助理），他们共同创办了这个公司。他们似乎制作上演过一部戏，但那部戏很快夭折了，不过像往常一样，他们对此有充分的理由。
尽管这件事的开头使人对前景不太乐观，不过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克拉伦斯·德温特。德温特是一个在戏剧界很有名望的英国人，从现在每年为百老汇最佳导演所设的克拉伦斯·德温特奖这一事实就可见一斑。他当时肯定是急需找份工作才和我们一起冒险的。不过他工作认真，与制作人一起选择演员阵容，当然雪莉·米勒是个例外。我所记得的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看上去也很能干。（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表演水平的评判能力，和其他无数事情一样，从来没有提高过。）
该制作公司的活跃人物沃纳宣布说，他预定了49街的范德比尔特戏院作为演出场地。他认为尽管租用其他戏院费用可以少一些，但范德比尔特戏院名气大，并以多次演出成功而著称。
上演前需要6周左右的排练，这对我来说是一段极其有意思和让人兴奋的日子。工作之余我频频观看排练。有时他们在内容改动上也征询我的意见。看着演员逐渐记住台词，导演德温特阐述动作和表情上的变化，布景和服装准备就绪（或许这是整件事中最精彩的），以及最后进行彩排，这个过程真令人着迷！
上演前不久，我们认为剧本的结局需要变动——最后一幕戏的大部分要重写。在与哈里就新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准备第二天就把内容改好。办事总是很有效率的海兹尔冲了许多咖啡给我提神，我花了大半夜时间打字，新的改写本如期完成，并受到了好评。
首场演出终于来临了，我记得在此之前的几天发生了两个小插曲：某个人——不知是舞台布置人员还是送信员，跑来祝贺我，并说整个百老汇都在传言《小蓬巴杜》肯定会大受欢迎。（不知他这么说是出于好心，还是因为他收了小费？）另一件事更有意思。年轻的制作助理把我拉到一边，几乎泪汪汪地说：“格雷厄姆先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真令人遗憾。”“为什么？”我傻乎乎地问。“你的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没有准备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个戏上演前，至少应该进行两个星期的试演，例如在纽黑文、亚特兰大城或随便什么地方先试演。”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希望制作人和斯坦曼先生清楚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已没钱试演了。年轻人绝望地挥挥手，就走了。当然，他说得完全正确。
一个来自“戏剧节目公司”的人在范德比尔特戏院找到我，要我提供个人资料以便制作节目单。我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遗憾的是，节目单上只是清楚地说明我是个业余剧作家，而且我的剧本是第一次搬上舞台，我真正的工作是金融业。
我们许多人穿上适合看演出的夜礼服，尽心尽力地去看了首场演出。演出看来较顺利，有一些笑声，但掌声不够热烈，最后落幕时有些人轻轻地叫道：“请作者出来！”（无疑叫声来自我的朋友或亲戚）但似乎没有人想留下来。我出去时听到两个穿着不太整洁的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竟然没有谢幕。”我的心一沉，知道他们是报纸评论员。
按惯例，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要一起到我在艾尔多拉多的公寓参加一个首场演出聚会。聚会上准备了咖啡、蛋糕和香槟，有人建议让联欢持续到清晨，这样可以买到第一份报纸，但其他人看起来很累，都想回家。他们知道报纸上会怎么说，评论可能要多差有多差。有篇评论指出，这是一个把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与百老汇戏剧形式糅合起来的含糊不清的作品，然而也有一篇称赞的报道——很奇怪，这篇文章恰恰刊登在主编是阿瑟·布里斯班的《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上。
简而言之，剧本制作惨败，戏上演了一周，观众稀少。斯坦曼本来打算实施各种计划来挽救，如发免费入场券使剧场客满，再加演一段时间，希望形势会扭转。他还建议我变动一下剧本内容，加些粗话，他认为这样会吸引观众。他还要我拿出一半资金支撑下去，我对他的主意没兴趣，谢绝了。一周结束时，这个戏从舞台演出安排表上撤下来，演员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舞台布景返销给设计者，获得了一点收入。因各种帐单要付，没有钱剩下来分给资助人。《小蓬巴杜》的演出完全失败了。
戏真的这么糟吗？我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肯定认为它相当好，许多其他有关人员也这么认为。无疑，其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挺不错，一些场景也可以，还有许多诙谐的台词。但是，30年后我再看该剧本时，已不敢妄下定论。可能这个戏按百老汇标准来说不够好，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我记得哈里·戴尔夫无奈地泄气地摇着头，伤心而不是生气地对我说：“本，你不该告诉他们你在华尔街工作，那句话太有害了。”此后一年左右时间里，哈里尽力想把这个剧本推荐给好莱坞，我想他拒绝了回报很少的交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很好的家伙，在这件事上做得不赖。（至少从中获得了250美元。他极其机灵，没有在这种冒风险的事业上投资过一分钱。）
报上刊出剧评之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恶毒的评论的复印件，上面还乱涂着“哈，哈！”的字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很明显我不是没有仇敌。但我也收到几份报上刊登的令人鼓舞的评论的复印件和一些明显没有读过其他评论的朋友的祝贺信。我对好朋友塔辛教授说，这次挫折使我十分灰心丧气。他感到我不该如此消沉：“本，你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个戏不成功就那么说呢？看看我，我用了一生的光阴演戏、写作、教书，我写了6个剧本，自己花钱出版。我最大的志向是使其中的一个剧本由专业演员上演，但这个抱负从未实现过。现在看看你，你写了第一个剧本（那不完全正确），已让人制作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我说这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我确信亲爱的阿尔杰农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既是律师又是专业会计的好朋友索尔·拉维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他认为我是写一部与华尔街有关的剧本的理想人选，我的这个剧本名叫《愤怒的洪水》（剧名来源于《尤利西斯·凯撒》。我首先想把故事安排在经济大危机（如1928—1933年）发生前不久和发生时的数年时间里，但是我觉得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太极端，以致使剧中人物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我把1918—1919年的投机和1920—1921年的熊市作为剧本背景。早些年在NH＆L工作时我曾相当仔细地观察过几个人，我把他们写入剧本中。男主角当然是我年轻时的化身，他靠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事情成功地渡过了大危机，但剧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最后以主人公向塔莉和梅尔波米尼的求婚失败而告终。
那以后，我继续热中于戏剧，但不再作为参与者。1936年，老朋友阿赫·约翰逊主管下的“新社会研究院”开办了它的“流亡大学”，给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杰出教授提供教学职位。大规模筹集资金的活动开始了。首先举办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盛大晚宴，客人的席位按职业或职务来指定。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坐在“戏剧界”一桌，我不但觉得有趣，更感到高兴，因为该桌上的其他人有乔治·格什温、埃德伍德·G·鲁宾逊、萨姆·贾菲。不用说，实际上我默不作声，仅仅洗耳恭听。起初话题围绕《波杰和贝斯》展开，然后谈论到排演。格什温谈到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鲁宾逊则谈及他的艺术收藏品将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忘了萨姆·贾菲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