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TXT第16部分小说阅读和下载-策策文学

　　因死亡或免役（年满60）减少时，必须有可顶补的“滋生人丁”（16岁），　

　　才能维持原来的税负水平。当时规定的顶补办法是，先由本户新添者　（“丁　

　　系于户”）顶补，如本户没有，由亲族丁多者顶补，如还没有，由同甲粮多　

①　《雩都县志》卷一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③　《清史稿》卷一二六。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三。　

⑤　　“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工、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未尝偶忘，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清阮葵生：　

　《茶余客话》卷一）。　

①　《清史稿》卷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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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顶补。这样，就发生了如下情况：一甲之内滋生人丁多，除顶补外，尚有　

　　余丁，按丁税原额分摊，税负就轻；一甲之内滋生人丁恰够顶补，税负不变；　

　　一甲之内滋生人丁少，丁多者亲族或粮多者负担就较重。而且，若由同甲粮　

　　多者顶补，则又是将丁税移到了地税。很自然，这种顶补办法会造成税负不　

　　均和征收上的不便。另外，地方的下层官吏往往通过造册从中舞弊，或同缙　

　　绅地主勾结将后者税负转嫁到百姓头上。特别是，当人户因各种原因流散时，　

　　　　　　　　　　　　　　　　　　　　　　　　　　　　　　　　　　　　　　　　　　　　　　　　　　　　　　　　①　

　　就会出现“户倒累甲”、“丁银难收”的局面。这不仅引致农民抗税，而且　

　　影响财政收入。　

　　　　　　　　雍正即位　（1723年）后，为稳定国家丁税收入，开始推行“摊丁入亩”　

　　　　　　　　　　　　　　　　　　　　　　　　　　　　　　　　　　　　　　　　　　　　　　　　　　　　　　　　　　　　　　　　　　　　　　　　　　　　　　　　②　

　　制度，下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在中国　

　　封建晚期，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逐渐松弛，将固定的丁税摊入当地的田赋，　

　　将它和土地捆绑在一起，是最牢靠的办法。　

　　　　　　　　至于具体计摊方法，政府不作统一规定。因此当时在福建、山东、河南、　

　　河东、河西、江西、广西、湖北等省采取的是按田赋银（两）计算应摊丁银。　

　　江苏、安徽以税田　（亩）为基础，参考土地等级，计算应摊丁银。湖南等省　

　　则以地粮　（石）为基准，计算应摊丁银。由于各地丁税额是既定的，不管哪　

　　种方法，都极为方便。　

　　　　　　　　　“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也是对各个阶层利益的调整。它客观上体现　

　　了地多多负担，地少少负担，没地不负担的合理承担原则。根据雍正六年（1728　

　　年）和乾隆元年（1725年）规定，缙绅地主必须按占有土地计摊丁银。自耕　

　　农土地有限，影响不大，如山东按田赋银　（两）计算，应摊丁银为1钱1分　

　　5厘，湖南按地粮　（石）计算，应摊丁银为1毫到8钱6分。至于无地的佃　

　　农，就不再负担丁税。　

　　　　　　　　雍乾时期赋役制度的另一项改革，是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就是官　

　　府在征收钱粮时加收的预计损耗结余。预计损耗包括：碎银铸成银锭时的“火　

　　耗”，粮食储运过程的“雀耗”、“鼠耗”，以及“脚耗”（脚钱）。这些　

　　名目由于被正式列作附加税，因而同田赋发生联系。但朝廷对各种损耗率没　

　　有统一的法令规定，耗羡就成了合法的贪赃来源。顺治初期曾一度禁止征收　

　　火耗，但始终没有禁绝。康熙在整理田赋中，也曾想禁收火耗，曾两次申禁，　

　　并许民以控告之权，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所谓“居官但在地方安静，即于火　

　　　　　　　　　　　　　　　　　　　　　　　　　　　　　　　①　

　　耗些微取之，有何不可”。康熙的暖昧态度，客观上对官吏的任意加派起着　

　　怂恿作用，以致有些州县官征收火耗有“每两至四五钱，等于半倍田赋”，　

　　　　　　　　　　　　　　　　　　　　　　　　　　　　　　　　　　　　　　　　　　　　　　　　　　　　　　　　　　②　

　　在偏僻州县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康熙后期在一些地方发生的　

　　农民暴动，与地方官员借火耗勒索也有关系。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　

　　　　　　　　　　　　　　　　　　　　　　　　　　　　　　　　　　　　　　　　　　　　　　　　　　　　　　　　　　　　　　　　　　　　　　　　　　　　　　　　　　　　　　　　　　③　

　　河南省宜阳、渑池等县就发生了农民反抗“以火耗等项借端取银“的暴动。　

　　康熙对这种弊政的容忍，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清初官员的俸禄太低。当时京　

　　官位极人臣的一品官，年俸银不过180两，七品45两，另按俸银每两给俸米　

①　清王庆云：　《石渠余记》卷三。　

②　《清史稿》卷一二一。　

①　《康熙起居注》三册，第二四六三页。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七，钱陈群《条陈耗羡疏》。　

③　《东华录》康熙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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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一斛。外官俸银相同，但无禄米　。　

　　　　　　　　雍正为澄清吏治，健全财政制度，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其要点是：将　

　　官吏的恣意加派划一为法定税率，每两加收火耗1—2钱；耗羡额除部分留归　

　　地方作公费使用外，其余一律上缴国库；从上缴银两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各　

　　级官吏额外津贴，名为“养廉银”，也就是把康熙的“暗贴”变为明贴。当　

　　时的养廉银，从数字上看是惊人的。七品知县年俸银45两，养廉银可达1200　

　　两。而官秩越高，差距越大，河南总督田文镜年俸银150两，养廉银竟达28900　

　　　　　⑤　

　　两　。　

　　　　　　　　显然，封建王朝的任何制度改革，无不从巩固封建统治着眼。摊丁入亩　

　　既保证了田赋收入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工匠和佃农　

　　摆脱了丁银负担。耗羡归公还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关于永田制，它在宋、明时代就已经有了。雍乾时期，随着商品生产的　

　　发展，地主经济受到侵蚀，土地转移频繁。租佃关系也随之由过去的佃仆、　

　　庄奴、伴当世仆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转变到单纯纳租关系。有意思的是，在　

　　这一过程中，从奴隶制飞跃到封建制的满清君主还起着积极的干预作用。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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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五年　（1727年），谕内阁，将“徽州府伴当、宁国府世仆”开豁为良。　

　　后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再度开豁为良一次。然而，随着世代相仍的隶　

　　属关系的废止，过去不存在的“佃权”问题，现在成了佃户与地主斗争的焦　

　　点，并在这基础上出现了为保护各自利益的押租制与永佃制，佃权形态越来　

　　越复杂。　

　　　　　　　　雍乾时代的押租制，是地主阶级在失去超经济剥剂特权后，依靠对土地　

　　的垄断维持其高额地租的手段。在押租制下，佃农在立约时除接受佃约所定　

　　常租外，尚有许多额外负担，其中主要为批礼银。如江西宁都，地主批赁田　

　　山时，“必索佃户批礼银”作为押金，“并创十年一批之说”，以保留期满　

　　抽回另行高价出租的权利，而若”批赁时佃户不能现交礼银，照依银数，每　

　　　　　　　　　　　　　　　　　　　②　

　　岁入息三分”　。　

　　　　　　　　在佃农方面，特别是在人口相对过剩的南方，农民的抗租斗争，早在康　

　　熙时期就已演变为“霸田”即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江西兴国，继宁都、上杭、崇仁抗租霸佃大风潮后再起风潮，“顽佃李鼎三　

　　煽惑闽广流寓，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统总数千赴县门，挟长官，要　

　　　　　　　　　　　　　　　　　　　　　　①　

　　求勒石著为例”。到雍乾时期，永佃制在南方地区已广为发展。地主的土地　

　　由此被分割为田骨（土地所有权）与田皮（土地使用权），所谓“佃户之出　

　　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佃权成了一种可典卖的物权，它也和土地　

　　一样，可作为流通的对象。尽管清政府对永佃权的转移亦加限制，“前佃应　

　　　　　　　　　　　　　　　　　　　　　　　　　　　　　　　　　　　　　　　　　　　　②　

　　协同新佃向田主立赁，不许私退”，但事实上，“田皆主佃两业，佃人转卖　

　　　　　　　　　　　　　　　　　　　　　　　　　　　　　　　　　　　　　　　　　　　　　　　　　　　　　　　　③　

　　承耕，田主无能过问”，这已成为总的趋势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④　《清文献通考》卷四二，国用。　

⑤　《清文献通考》卷四二。　

①　《世宗圣训》卷六。　

②　《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乾隆三十五年勒石。　

①　《兴国县志》卷四六。　

②　《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　

③　《切问斋文钞》卷一五，陈绍洙：《江西新城田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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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农民生产斗争的成果，反映了地主阶级土地垄断权的削弱。佃权的相对稳　

　　定，使农民愿意更多地投入工本，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然而另一方面，在　

　　租佃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坐抽皮租的中间剥削阶层，直接生产者还是无法逃脱　

　　层层剥削。　

　　　　　　　　⑤嘉道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封建政权的财政基础，历来都建立在田赋　

　　上面。田赋表面上是征诸地主，但实际上还是出自直接生产者农民的身上。　

　　乾嘉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出现了农村经济衰退和国家田赋滞纳　

　　现象。　

　　　　　　　　这一时期，影响农村经济的因素，主要可归纳为：土地兼并加速，官吏　

　　浮收勒折严重，以及人口与耕田矛盾突出。　

　　　　　　　　清代在康雍盛世，政治经济曾有过短暂的进步与繁荣。乾隆以后，吏治　

　　腐败，官僚与特许商人相互抱合勾结，国家财政大量被侵吞，社会财富日益　

　　集中到这两部分人手中。而在封建政权限制工贸发展的背景下，日益集中的　

　　货币，又返回到加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投资上。土地兼并在清中叶以后　

　　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乾隆时，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涤刑锏�80　

　　万亩。嘉庆四年　（1799年）抄没和也保锏赝猓械逼�75座，银　

　　号42座，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余万两，金元宝1000个，银元宝1000　

　　个，元宝银940万两，另外还有大量的古玩、玉器、洋货等等。查抄的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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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编号109宗，对其中1/4资产所作估价，即已超过银2。2亿两　，相当于　

　　当时国库岁入4千余万两的5倍。然而嘉庆时，广东巡抚百龄依旧拥有田地　

　　　　　　　　　　　　　　②　　　　　　　　　　　　　　　　　　　　　　　　　　　　　　　　　　　　　　　　　　　　　　　　　　　　　　　　　　　　　③　

　　50余万亩　。道光时，直隶总督琦善甚至拥有田地256万余亩　。另一方面，　

　　由于清代实行盐专卖和外贸垄断，培植了一批亦官亦商的大盐商和洋行商　

　　人。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两淮盐商江广达一次捐银200　

　　万两，“以备犒赏”。嘉庆时，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杨州盐商鲍漱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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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输饷”，获得盐运使官衔。道光时，广州公行商人伍浩官的资产，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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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共值二千六百万美元”。这些商人资本大多用来购买土地和放高利贷。　

　　其结果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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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　。　

　　　　　　　　官吏浮收，本是历代田赋征收上的积弊。嘉道时期，特别是道光年间，　

　　由于银价倍增，这种浮收勒折就更为凶狠。嘉庆末年，银钱比价已至1两等　

　　钱1200—1300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前银1两等钱1400—1500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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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十五年后制钱贬值到银1两等钱2000—2200文　。由于清代田赋，银米兼　

　　纳，农民以谷换钱，以钱易银，自然层层受剥削。这些情况，在史料中尤以　

　　嘉道后个别大臣的反映，最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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