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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不幸的心理上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于是便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一种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苦心寻求；他仅仅对成功、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本身，给予足够多的、不洽当的重视。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极为普遍。一个人也许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以至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放松、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乐”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变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带来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暂时的忘却不幸的幸福。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虽然他们为了得到它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首要之点就是告诉他：幸福是值得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也许他们的这种自豪与狐狸丢了尾巴时的感触是一样的。如果真是这样，医治的疗法便是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我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我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读者诸君都宁愿幸福而不是愿望不幸。能否帮助他认识到这种愿望，我不敢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尝试总是不会有害处的。
第二章 拜伦式的不幸
正像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的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正在变得极为普遍。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聪明的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某一极点就会使人痛苦，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章所要说明的观点。我想奉劝读者请君，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性都不会将禁令加诸幸福；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那些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早已由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表述过了。对我们的祖辈来说，则是拜伦的观点；对于所有时代来说，则是《布道书》一书作者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一种失败了的事业，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对成为人类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也不愿像动物一样地活着。”拜伦说：
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当早年思绪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褪色中渐渐淹没。
《布道书》的作者说：
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但是，那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于纽约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且有过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布道者》一书的作者追逐过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凡此种种”，他建造水池，他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也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这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也并没有离他而去。然而他将这一切，甚至他的智慧都看成一团虚化而变化，但是它不会随着争辩而有所改变。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情绪，似乎一切都是空虚；我摆脱这种情绪，不是通过任何哲学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所促成。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感到，孩子的康复是讲理所当然要关心的大事，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皆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绝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来自于自然需要的太容易满足。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失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根本要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愿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幸福。如果他有点哲学思辩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关于情绪我只谈这些。然而，在《布道书》中，也有一些理性的探讨。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陈年旧事无人追念。我讨厌在阳光下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不得不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把上面这些观点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处在永恒的运动之无。我试图辩明智慧和愚昧，知识与狂妄；但是，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精神的作茧自缚。智慧越多、烦恼越重；学问越博，忧患越深。他的智慧似乎令他生气，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我在心底呐喊：“快来吧！试一试快乐，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这也是空虚！但智慧仍缠绕着他。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聪
明过人，又有什么益处呢v’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地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精神的作茧自缚。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出结论，说不管关于水池有人曾经发表何种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空虚。假如我们可以表明卜布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出现的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开情绪与理智的表述。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者我们身体状况的变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呆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万事万物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恒的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流如果有智慧，就会呆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种植果树，而让他的儿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处在另一种情绪之下，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空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过这些？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演说，这难道不是对处身在无用的树不池塘间的他的一个安慰么？如果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坚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么？也许这些东西并不能彻底治好他的悲观论调，但他至少会来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是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从不满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之处，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把这当作悲观主义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去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至于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应该是乐观论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罗门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事物一模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么？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伤的。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性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性的价值。生活不应被看作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角经历难以想像的不幸之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么生活的乐趣必定最终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远焕发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双手；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种态度与对死亡的愤接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绪决定于理性，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同样的理由。《布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一书则带有哀怨色彩。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认同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当今这一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处游荡；它不熟悉自己所属的世界。它面临的困境就像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一旦离开了童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爱过文化教育，却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他们因而不能摆脱童年时代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得到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为这种认为科学没有实现它的诺言的思想所困扰。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达尔文、赫肯黎等人在60年前对科学的期望，至今没有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谬论，是这些不愿意自己的专长被人鄙视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者就会增加。克鲁奇先生是真正的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阶层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每个人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惶恐不安。这类社会因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较之其对有关世界本质的理论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意大利贵族之外，被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因此罗吉尔·培根①说：“我们这一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统治这个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水火不相容的。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现状，用心地思考一番，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堕落和腐败；而这首先是在上的太君。……连荡纵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