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和英国这样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度，关干知识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只是在某些方面盛行。例如它们的大学虽然有中文教授，会读中文古典作品，而对开创现代中国的孙逸仙的著作并不熟悉。也有些人知道古代史，因为记叙古代史的作者的文体是高雅的，这就是指止于亚历山大在希腊和尼禄在罗马的历史，但他们拒绝去了解后来更为重要的历史，因为记叙后来历史的作者文笔太拙劣了。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濒临消逝，而在俄国和美国这种新兴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完全过时了。例如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出有1500个单词是大多数人用于商业交往的，因此他们提议在学校课程中所有其他单词要避免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走得更远，把必备的字数减化为800个单词。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消失，而且人们逐渐会把单词的唯一目的视为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的目的比美国更为明确：教育部门所传授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或政府的某种明确的目的。逃避这种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神学提供的：宗教圣经必须由某些人从德文原本进行研读，又有少数教授必须研究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抑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由于已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正统模式，即使这点微窄的逃路也将被封闭。
无论何处，知识渐渐被看作是自身无益的东西，也不是开拓整体人生的博大仁慈襟怀之工具，而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要素而已。这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的一部分。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迫使个人生活要迎合其同胞所认可有用的方式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比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美国自古以来保存下来的惯例外，不允许
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以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新闻媒体散布政治情绪此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是有美德的人，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有谁过着懒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
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无论这种事业可能是怎样的）；有许多坏人愈来愈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加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获取任何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于我们有益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有许多话可说。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周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这类知识，但不可置疑，教育必会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事实上每一点都值得阅读，如不用他自己的语言，就要用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语文都是文化入门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后，各种现代语文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用。知识复兴时值得赞扬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分狭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来世界的变更。因而可以说，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连科学在正确的指导下也对丈化有所贡献。从而，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不必为传统课程辩护。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充分的考虑时，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然而，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能被联结起来的情况外，还有对技术效用并无种益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巨大鼓舞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能力而得以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伴随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却平衡。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策的人犯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同盟国一边，任何人稍微了解就可看出其中之不明智，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又缺乏冷静的考虑，以致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会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态加诸于自发冲动而费力工作的人群中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存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狂热分子设想着任务重要得可实施时，其结果可能辉煌一时；但在多数的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混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与非难，如同是魔鬼的行为。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毫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如果娱乐要合乎自的，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快乐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愈来愈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于懒散地观看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此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的与工作无关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的闲暇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充分的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由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提高自己的心灵涵养和接受具有直接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探求知识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同广阔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仅仅同个人直接的重要事情关联。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会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的同等必要性。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许多野蛮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还有不少男人）背后说长道短，令人烦恼。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严重的形式展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残杀和俄国对富农的迫害。所有的帝国主义为残酷的冲动提供了机会，而在战争中则变成神圣的国民天职之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未经开化的人，较少如此。行凶斗殴的人在学校里学习很少能达到中等水准。当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发生时，其魁首几乎都是些无知的人。这并不因为精神教养能激发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由于它所带来的是除了虐待他人之外没有其余兴趣，除了支配他人外没有其他自尊之来源。最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两件事情就是权力和颂扬。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诉诸粗野的方式来获得这两者，包括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提供给人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有价值的方式。对于改变这个世界来说，伽利略所做的比任何君王要多，而他的力量远远胜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而，他也无需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促动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行动之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已，人们以各种奇异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靡菲斯特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以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作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此话似的。哈姆雷特被看作“思而不行”的严肃告诫者，然而没有人认为奥赛罗是“行而不思”的告诫者。柏格森之类的教授对一般人持着势利眼，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少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就我看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冲动而失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禁闭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的烦闷的亮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坚韧。
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当一个人对于寻求国际合作之困难感到不耐烦时，如果他正好想起已故的路易九世在参与十字军圣战前，与《天方夜谭》中作为世界半数邪恶的黑暗源泉“山岳老人”结成同盟时，这种情绪就会消失。当资本家的贪婪成为压制时，人们可能从对布鲁特斯的追忆里得到突然的安慰。这位共和主义美德的典范，以利率40％贷款给一个城邦，而当它无法付出利息时，他竟雇佣一支私人军队将该城包围。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减少不愉快的事，而且，能使事情变得更愉快。我喜爱挑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卡尼斯边王扣押的中国人质传入印度，不知何故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字首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而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品尝起来益为甘美。
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立社会团体，以“传播有用的知识”为目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之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领的《忧郁症的解剖学》，当时我正受到那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有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除去粘液之外）产生的，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意见，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名的如何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主张，但有如柏领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到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无论是由四种或三种体液引起的，我的忧郁被驱散了。对于过度热情的治疗，我想指出比上述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虽然文化上初浅的快乐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更为重要的功用则关乎生命的灾难、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民族陷入不必要的悲惨状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带来慰藉，为了使生活不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肯定，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世界充斥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其中没有一个能具备全人类的整体眼光，每个群体都于可文明毁灭，而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对于这种偏狭，任何专门教育都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因为它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碍自尊心、相反能让个人以合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那些学科。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片断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