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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家世
当我们把当今时代和什么如说）乔治一世的时代相比，就会意识到智力气象的深刻变化，接着是政治风气的相应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百年前的观念可称为“理性的”，我们时代最具特性的可称之为“反理性的”。然而，我运用这些词，并没有蕴含着对一种倾向的完全接受或者对另一种倾向的完全拒斥。而且，必须记住政治事件经常从早期的思想中获得其合理性：一种理论的传扬和其实际效应之间，往往有一段相当大的间隔。1860的英国政治是受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思想支配的；现今的德国政治是费希特在1807年提出的理论的实现；1917年来俄国的政治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信条，而这要追溯到1848年。所以，要理解当代，必须回溯到相当早的时候。
一种广泛流传的政治学说，通常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学识上的先辈们：人们提出的理论，通过发展或反响，是从以前的理论中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和政治状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照顾到某种情绪的观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忽视了学识上的先辈们，这些无法单独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特殊事例中，战后世界的各部分早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法是一种缺乏正当逻辑的习惯，相信因果论并不优于迷信。依此，必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和神学一起，被放逐到虚妄的希望和荒谬的迷信的地狱里去。
在休漠那里，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和平地处在一起。怀疑主义仅供研究，在实际生活的事务中却被忘却。而且，实际生活要尽可能地受科学的方法所支配，可是科学却为其怀疑主义所责难。这样的妥协，一个人只能是一半哲学家、一半是深港世故者才有可能；这里还有一种贵族托利党主义的味道，从而把初学者和涉世未深者拒之门外。一般来说，世人都拒绝全部接受他的学说。他的追随者们拒斥了他的怀疑主义，他的德国反对者则强调它仅仅是科学和理性的视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作为他的学说的后果，英国哲学成了表面性的，德国哲学则变成反理性的——每一种情况都出于对无法忍受的不可知论的恐惧。欧洲思想从来没有恢复它从前的专心致志；在休漠的所有的后继者中间，心智健全意味着肤浅，深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疯狂。在最近关于哲学适用于星子物理学的讨论中，休漠引发的！日争论仍在进行。
德国异军突起的哲学始于康德，而且是作为休漠的反应而发端的。康德决意相信因果关系、上帝、不朽、道德法则，等等，但他发觉体漠的哲学使所有这些变得困难起来。为此，他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纯粹”理性关系到可以证明的事物，但为数很少；“实践”理性关系到德行所需的事物，这就很多了。当然，非常明显，“纯粹”理性仅仅是理性而已，而“实践”理性却是一种偏见。这样，康德把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理论推理领域的东西，又带回到哲学中来，这些东西自经院哲学兴起以来，已从各个学派被驱逐出去。
从我们的观点看，甚至比康德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继承者费希特，他从哲学过渡到政治，开创了后来发展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在谈论他之前，还要多谈一下“理论”这一概念。
由于无法找到东西抗衡作漠，“理性”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稍有偏离，就以理论上的理由受到指责。然而，这里有一个差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比如说）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像早期宗教狂那样的心态之间。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心态称为理智的，后一种为无理智的，那么很清楚，在近代，非理性一直在滋长着。
我认为，我们在实际中所指的理性可用三个特性来加以界定。首先，它依靠说服而木是强力；其次，它寻求以运用的人所确信的完全有效的论点进行说教；第三，在形成意见中，它尽可能使用观察和归纳，而少用直觉。这些规则的第一项可以免除进入宗教法庭；第二项不会采用英国战争所宣扬的方法，对此希特勒大为颂扬，缘由是宣扬“必须根据它所要掌握的群众数目，人数越多越要浅显易懂”；第三项不许使用这样一个大前提，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到密西西比时所使用的那样，‘宇宙之神有意让这片大流域隶属一个国家。”这对他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木言而喻的，但是对此存有疑虑的人，却不容易明白。
依照这样的界定，信赖理性要设想一个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和观点的一致。确实，庞特太太想在她的鸭子身上做试验，她唤道：“来吃一刀吧，因为你们的肚子要填满，我的顾客们也要吃饱”；但是一般来说，诉诸理性对于我们想要吞并的人们，被看作是无效的。相信食荤的人们，不会试图去找出对一头绵羊看来是正确的论点，尼采也不会试图去说服他称之为“粗俗和笨拙的”乌合之众。马克思也不会试图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当权力毫无疑问地局限于寡头政治的时候，诉诸理性是比较容易的。在18世纪的美国，只有贵族和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是重要的，这些意见通常能够以理性的形式展现给其他贵族们。随着政治选民人数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复杂，诉诸理性就更为困难，因为为人所普遍承认从而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变得更少了。当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人们迫木得已依靠自己的直觉；由于集团不同，直觉各异，依靠直觉势必导致冲突和强权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性的反抗，在历史上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早期的佛教是有理性的；它以后的形式，以及在印度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则不然。在古希腊，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是对荷马式的理性的反抗。从苏格拉底到马可·奥勒留，古代世界的一些杰出人物，大体上是理性的；在马可·奥勒留之后，甚至保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满腹的迷信。除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主张理性在11世纪前一直受到了冷落；在那以后，通过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这些主张日益取得了优势。有一次反应出现于卢梭和威斯莱，但受制于19世纪科学和机器的胜利。在60年代，对理性的信仰达了顶峰：从那之后，它已逐渐减弱，而且现在还在减弱。从希腊文明之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总是由于一个反应，导致了它的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
现代对理性的反抗，从某一极其重要的角度看，不同于其先行者的大部分反抗。从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起，以往的目标通常是拯救——一种包含善良和幸福的概念，而且照例以艰难的自我克制的方式来实行。我们时代的反理性主义者，其目标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权力。因而他们发展了一种与基督教和佛教相对立的伦理，而且，由于他们的支配欲，他们必然卷入政治。在作家中间，其家谱是弗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尼采——还有诸如特列希克、罗德雅德·吉卜林、豪斯斯·张伯伦。柏格森那样的支持者。作为这一运动的反对派，边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视为一个党派的两翼：两者都是世界主义的，都是民主主义的，都诉诸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手段，而不在目的，可是在希特勒那里（到目前为止）达到高潮的新运动，在目的方面与两者都不同，甚至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也有所差异。
包括几乎所有从反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所追求的目的，已由尼采说得得清楚了。在有意识反对基督教及功利主义者中，他拒斥边沁关于幸福和“绝大多数”的学说。“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他提出的目的是超乎个人的伟大：“目的就是要达到那种无穷的伟大能量，以此作为未来人的模型，通过训练，并通过几百万粗俗和笨拙之辈的消失，它看到由此产生的不为所动的苦难，如此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一目的的概念本身不能被认作是反理性的，因为目的的各种问题不适于理性辩论的检验。我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就是——但我们不能反驳它，就像尼采也无法证明它那样。不过，它同反理性主义有着自然的联系，因为理解性需要公正，而伟人的迷信常以这句话作为其小前提：“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