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是牧师也知道了，无论男女都不一定要等到结婚才有性交的经验。就男子说，倘若他们的失节是由于结交娼妓，并且能隐藏有方，则他们就比较容易地受人宽恕；但是，除了娼妓以外，传统的道德家们对于女人的所谓不道德的行为，就难以容忍多了。然而，在欧洲大战以后，美国、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形都大有改变，很多体面人家的女子已经感觉不值得保持她们的“贞洁”，青年男子呢，不再向娼妓发泄他们的情欲，而去和另外一种女子发生关系，要是他们有钱的话，他们是愿意和那些女子结婚的。这种现象在美国似乎比英国要更多些，我想是由于美国的禁酒令和汽车的缘故。由于禁酒，美国人在欢乐的聚会中差不多都时兴要喝得带点儿醉意。由于大部分的女子都有自己的汽车，她们就容易逃离父母和邻人的视线，去和情人驾车出游。这种情形的结果，法官林德生的书里已有描述。老年人责备他言过其实，年轻人则不然。就一个临时旅行家所能做到的，我在美国时曾尽力询问了许多青年男子，藉以测验林德生的言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于林德生说的事实并不否认。美国全国的情形似乎是，大多数的女子嫁人后成了很体面的妇女，而她们在婚前大都有过性经验，并且大都和几个情人发生过关系。纵使不发生完全的关系，也有很多任意拥抱接吻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如此之多，假如不发生最后的关系，那倒是一种变态了。
目下这种情形，我并不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它有习俗的道德家们强行加入的某些特征，不等到习俗上的道德发生变化，我不知道这些不良的特征怎样才会消除。违法偷干的性关系，事实上与禁酒令下偷运的酒一样地卑劣。在富裕的美国，青年男子喝醉酒的人数与禁酒令颁步市以前相比较增加了许多，青年女子尤甚，这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在欺瞒法律、战胜法律的时候，其中自然有相当的味道，显得相当的聪明；人们既然玩弄了禁酒令，则玩弄性的习俗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增进色情的作用。结果是，青年的性关系中每每有极其愚蠢可笑的花样，因为他们的性关系不是由于爱情而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种夸口的心理，有时是在酒醉的时候发生的。性就和饮酒一样，有时人们只好浓浓地不很可口地受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局的注意。美国婚外的性关系，我想很少是尊严的有理智的，用全副精神去做的，全身心地投入合作的。这一层算是道德家们的成功。道德家们并未曾防止了私通；反之，假使有什么私通的话，也因为他们把它弄得特别香，反而使许多人都去实行。不过他们确已成功，使通好差不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好；正如他们确已成功，使许多消耗了的酒类像他们所断言的凡酒皆有毒的那样的有毒一样。他们强迫青年人的性行为要整洁，不要天天厮守着，要和普通工作区别开来，不要具有一切心理上的亲密。至于比较胆小旧了批办的时候＿技种道德还有更得，比较起他们的长辈来，他们不至于那么残忍，那么兽性，那么凶暴。美国生活的特色就是把在性关系中找不到出路的冲动转移到凶暴的行为中加以发泄。我们还可以希望这批青年人长到中年的时候，不至于完全忘却他们自己年少时的行为，而能宽容那些性的试验，这种试验，目下因为需要秘密的关系，简直办不到。
英国的情形多少与美国相似，只不过发展的程度没有美国那样深，因为一来没有禁酒令，二来没有那么多的汽车。我以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有性的刺激而无最后满足的事情要少得多；除去有些可敬的例外，英国的体面人大概都没有美国的体面人那样有着窘迫年轻人的热心。不过，两国的区别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林德生法官曾经在美国丹佛的少年法庭服务多年，因此对于观察上述事实，他有着绝无仅有的机会。他提出了一种新制度，将其称之为“伴侣式的婚姻”，不幸的是他竞丢掉了位置，因为在大家都知道他利用他的位置来增进青年的幸福而不去使青年明白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三K党和教会就联合起来把他驱逐了。伴侣式的婚姻是一个聪明的守旧的建议。它的目的在于使青年的性关系能够稍稍稳定，以免除现下一团糟的情形。林德生法官指出了那种明显的事实，青年之所以不结婚，是由于缺乏金钱的缘故，而婚姻之所以需要金钱，一半是因为子女的关系，一半是因为妻子不便负担自谋生活的责任。他的观点是，年轻人应该能够实现一种新的婚姻，这种婚姻有三个特征与普通的婚姻不同：第一，暂不应该有生育子女的愿望，因而社会应该把最好的有效节制生育的知识告诉年轻的伉俪。第二，只要没有生育子女，妻子又没有怀孕，经过双方的同意，应该能够离婚。第三，假如离婚，妻子不应该获得赡养费。他主张——我以为这主张是对的——如果这个制度被定为法律，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譬如大学生之类，就会寻觅比较恒久些的伴侣，过着普通的生活，而又能解脱现在性关系上的那种狂醉的现象。他举出实例，证明已婚的青年学生比起未婚的学生的功课要更好些。在一种半永久性的关系中比在狂欢聚会时酿配大醉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工作与性这两件事情更容易溶合，这是很明显的。要说两人同居比两个人分居的花费会更大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因此，现在使青年人拖延不敢结婚的经济上的理由将不复能成立。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法律采纳了林德生的建议，一定会产生很有益的影响，并且大家都知道，这种影响在道德上是一种进步。
然而走遍美国，所有的中年人和大多数的报纸都对林德生法官的这个建议报以咆哮惊骇。他们说他侵犯了家庭的神圣庄严；他们说他宽容志不在立即生育子女的结婚，实际是等于在法律上大开淫荡之门；对于林德生所说的美国人婚外性关系的普遍性，他们认为未免言过其实，败坏了美国纯洁的妇女的人格；据他们自己的意思，大多数实业界的商人直到30或35岁都能节欲自爱。所有这些话都说过了，我用心想来，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当中有些的确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我注意听过许多痛骂林德生的言论，所得的印象是，他们认为确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林德生的建议不会得到基督的称许；第二，即使是美国教士中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也不会赞同。第二个理由似乎更有力量，事实上也的确更有力量，因为第一个理由纯粹是假设的，不能得到证实。我却从未听到过有谁发表言论，可以勉强假装来证明林德生的建议会减少人类的幸福。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果：在那班拥护传统道德的人看来，人类的幸福这类问题是完全无关重要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很相信伴侣式的婚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的有益步骤，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还不很圆满。我以为一切不涉及儿女的性关系，都应认为是纯粹的私事；假如一男一女自愿同居而不生育子女，那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旁人一点儿也管不着。假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子事前没有性的经验，就要进行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结婚大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许多实例证明，第一次的性关系应该和已经有过性经验的人尝试，人类的性行为不是本能的，自从人类不复像一般动物那样从背上实行性交开始，它就已经不是本能的了。丢开这个道理不谈，叫一对事先丝毫不知彼此的性适合与否的人去发生一种终生的关系，这也似乎是荒谬的。这正和一个人想买一间房子，而在交易做成之前不许他观察这间房子的内容一样的荒谬。要是我们充分认识婚姻传代的目的，那么，正当的道理应该是，在妻子第一次有孕以前，任何婚姻在法律上都不应该受什么束缚。时下呢，只要有不能性交的事情发生，婚姻即多无效；但是婚姻的真正目的为的是儿女，而不是性交，所以不等到有子女的希望的时候，婚姻就不能算作是真正完成的。这种观点的成立依靠于——至少是部分地依靠于——把生育与利用避孕方法进行纯粹的性关系这两件事区分开来。避孕方法改变了整个的性关系与婚姻，并且使从前人们不加以理会的性关系和婚姻的区别一变而成为必需的了。人们可以只为性关系而交合，如嫖妓；或者可以结成含有性的成份的伴侣，如林德生法官所建议的伴侣婚姻；或者也可以为了生育子女而建设一个家庭。这几种情况都各不相同，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在的情形，这情形曾使它们紊乱在一个辩不清楚的总和之内。
第十三章 现代的家庭
读者这时候或许已忘却，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曾讨论过母系的和父系的家庭，以及它们对原始性道德的影响，家庭的关系是限制性自由的唯一合理的根据，这一点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关干性与罪恶，我们已附带讨论了很久，此刻可以告一段落了。性与罪恶相连的关系，虽然不是早年的基督徒发明的，但却被他们利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到了现在，仍然体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出于自动的道德评判中。我不愿意再讨论那个神学上的观点，它总以为性关系中存在着坏的东西，只有把婚姻和生育子女的愿望联结起来，才可以消除那种坏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儿女的福利，性关系必须要平稳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平稳的婚姻的一个理由，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显然地，一个小孩身为家庭的一分子，究竟能够得到多少利益，要视下列的情形而定。有的孤儿院办理得非常好，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的家庭。我们又要讨论，究竟家庭生活中主要的职责是不是由父亲担当，因为只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女性贞操的思想在家庭中才必不可少。我们要检讨家庭对儿童个人心理上的影响——弗洛伊德常常用额不正当的心理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父亲的重要性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必须问问自己，究竟我们是否愿意让政府代行父亲的职权，或者甚至于如柏拉图所建议的那样，政府代行父母两人的职权。纵使我们决定了赞成父亲和母亲通常能给予儿童最好的环境，我们仍然得考虑许许多多的事例，譬如，有的父亲或母亲不足以尽父母之责；或者父母之间不太和睦，以至于从儿女的福利着想，他们应该分居，等等。
那些以神学为理由而反对性自由的人们，常常反对离婚，认为那有悻儿童的利益。但是这种议论，若出之于有神学头脑的人，并不是出于真心的，这儿有一件事实作证明，即使父母I。P有一人患了花柳病而儿童跟着有被传染的危险时，这类人仍然不肯让他们离婚或者使用避孕方法。这些事件表明，那些满嘴慈悲、Q口声声为儿童利益着想的说辞，充其量不过是掩饰残暴行为的遁词而已。对于婚姻和儿童利益关系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不存偏见地去考虑，并且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一开始就不是明显的。关于这一层，我们在这儿似乎有重提一二句的必要。
家庭的制度不是从人类开始的。在母亲怀孕及哺乳婴儿期间，需要父亲的帮助，婴儿才能生存下来，这是家庭在生物学上的理由。但就我们所知的屈里勒里安岛人的情形，以及我们可以推知的类人猿的情形而论，在原始社会里，这种帮助的给予的动机与文明社会里激励着父亲的动机不完全相同。原始社会里的父亲不知道他的孩子和他自己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关系；他只知道那孩子是他所爱的妇人生的，因为他曾经亲眼看到孩子的诞生。也就因为这个事实，使他与那孩子之间产生一种天性上的亲结。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明白保存他妻子的贞洁在生物学上是重要的；自然，假如他知道他的妻子有什么不忠贞的地方，他无疑地也会感到本能的妒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也不知道孩子是他的所有物。孩子只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妻子的弟兄的所有物，他自己与这孩子的关系，只是一种亲爱的关系罢了。
但是随着智力的发达，男子迟早总会有好的和坏的知识。他知道了孩子是他的种子，因此他对他妻子的贞操必定要打听清楚。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所有物，并且在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他们或许能成为他很宝贵的财产。他借助宗教的力量，使他的妻子和孩子对他具有一种义务心。这在孩子尤其重要。因为，虽然孩子们年幼的时候不如他强壮，但是总有一天他会衰老，那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