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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男孩的野蛮行径并非不可纠正，而且现在实际上比以前少多了。《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描述了一幅野蛮的画面，将我们时代的公学与这幅画面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更加不适合于那些接受过我们在前几章提到的那种早期教育的男孩。我还认为男女同校——这在寄宿学校是可能的，像贝达拉斯让我们看到的那样——可能对男孩子起到教化的作用。我不想轻易承认两性间的天生差别，但我认为女孩子不至像男孩子那样总是殴打行为异于他人的孩子。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男孩在智力、道德或敏感性上超出一般水平，或者他在政治上不保守、在神学上也不困于正统，我就很难找到可以放心地将他送进去的寄宿学校。我相信，对于这些男孩来说，现存的公立学校制度是糟糕的，而且几乎所有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都包括在他们之中。
在所有上面这些赞成寄宿学校和反对寄宿学校的观点中，只有两点是根本的和不变的，而且这两点还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是农村、空气和空间的好处；另一方面是家庭之爱以及来自于对家庭责任的认识这种教育。对于农村父母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赞成寄宿学校的理由，也就是，在他们附近不可能找到一所真正优秀的走读学校。我认为就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来说，不可能取得任何一般结论。如果孩子强壮而精力充沛，不需要很认真地考虑健康问题，那么赞成寄宿学校的～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一旦孩子对父母言听计从，赞成走读学校的理由就少了一个，因为假期足以使家庭之爱延续下去，学期只是要让它不至走向极端罢了。有特殊才能的敏感孩子最好不要上寄宿学校，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根本不去上学。当然，一所好学校胜过一个坏家，一个好家胜过一所坏学校。但是，如果家跟学校都不错，那就要权衡利弊再做决定了。
直到现在，我一直是站在那些可能进行个人选择的富裕父母的立场上讲这一切的。如果从团体的角度出发去做政治上的考虑，就要联系到其他因素了，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寄宿学校的花费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孩子木在家，住房问题就简单化了。我坚决主张，除少数情况外，人人都要在18岁以前接受学校教育，而职业培市！［又能在is岁以后进行。尽管就目前这个话题来说，以上两个方面都可能受到重视，但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子女来说，资金因素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他们就会赞成走读学校。尽管这种决定没有从教育方面考虑，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理由予以否定，我们还是可以接受它。
第十八章 大学
在前几章里，我们谈到了性格教育和知识教育。在美好的社会中，这些教育应该是面向每个人的也是应该为每一个人服务的，除了一些特殊的理由如音乐天才。（如果强迫莫扎特一直到18岁都得学习普通学校的科目，那将对他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即使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我认为也还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大学教育。我还相信，目前能从持续到二十一。二岁的学校教育中获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当然，当前老牌大学中的很多有钱人并没有从大学教育中获益，而只是养成懒散的恶习。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选择上大学的人的原则。目前首先是父母能够担负得起学费，而这个选择原则正因奖学金制度的设立而不断得以完善，但很明显，选择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教育的，而不应是经济上的。一个18岁的、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男孩或女孩是能够做许多有用的事情的。如果他们还需要三年或四年时间才能加以工作，社会就完全有权力希望他们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在决定什么样的人该上大学以前，我们先来看看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美国的大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然而其中第二个阶段还没有完全被第三个阶段所取代。起初，大学只是为了培养教师。中世纪时代，上学的只有教师。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认为所有的富人都应接受教育，当然，那时还认为妇女不需要受到同男人一样多的教育。17～19世纪的教育全是“绅士教育”，到现在牛津大学仍然实行这种教育，这种理想在以前是很有用的，但因为我们在第一章里谈到过的原因，现在已经过时了。它依靠的是贵族统治，在民主政治和工业财阀政治中很难存在。如果还需要贵族政治，那么只有由受过教育的绅士们去执政，但最好还是不要贵族政治。我们无须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改革方案》的制定、《谷物法》的废除、美国的独立战争都决定了这一点，在这个国家中的确存在着某些贵族政治形式，但其精神已经是财阀政治的，这与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附庸风雅的心理使得一些成功的商人将孩子送到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绅士”，但结果是使他们厌恶经商，因而又变得相对贫穷，又需要设法谋生，这样‘绅士教育”不再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在以后的讨论中也就可以被忽视。
现在的大学正恢复其在中世纪的位置。它们已经成为专门培养某种职业的学院。律师、牧师和医生往往都受过大学教育，高级文职人员也一样。各行各业需要的工程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往往也都是大学生。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业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专家，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旧式的人们对技术学校入侵纯学校领域感到悲哀，但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因为这是财阀政治所需要的，他们可不管什么“文化”。与虚伪的民主政治相比，他们才是纯学术最大的敌人。“无用的”学术，如“为了艺术而艺术，”是贵族政治而不是财阀政治的理想。如果说在某些领域这种学术依然存在，那是因为文艺复兴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为这种理想的衰败深深感到遗憾，因为纯学术是与贵族政治相联系的最好的产物之～。但贵族政治的弊端太多了，完全超过了它的优点，不管我们希望与否，工业主义最终会使贵族政治更加没落。因此我们不如下定决心，将贵族政治的这个优点与新的更有活力的东西相联系以保护它。如果我们一味抱住传统不放，我们就终将会失败。
要想使纯学术仍然成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就要使它与社会整体生活发生关系，而不仅仅是与少数悠闲绅士所谓高雅情趣有关。我认为无偏见的学术非常重要，并且希望它在学术界的作用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管是在美国还是美国，它的地位下降的原因都在于人们总是想从一些无知的富翁那里得到捐助。因此纠正办法就在于创建一个教育的民主机构，这个机构会把公共资金用于那些工业巨头所不了解的项目上。这种想法决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需要一种普遍较高的智力水平。自从富翁们成为学者生计的来源，学者们就开始完全依赖、巴结他们。如果学者能从这种态度中解放出来，建立民主教育机构就好办的多。当然，人们很容易把学者和学术混为一谈。举一个纯属想像的例子：一位学者不教有机化学而是教酿酒的技术可以提高他们经济地位，这时他挣了钱，但学术却受到损害。如果这位学者对学术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就不会在政治上支持给酿酒课捐款的酿酒商；而且如果他支持民主机构，民主机构就会更愿意看到他的学术的价值。基于以上原因，我希望学术机构依靠公共资金而不是富人的恩惠。这种弊端在美国更甚于英国，但在英国确实存在，并且有可能增长。
撇开政治上的考虑，我认为大学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某种职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探讨没有直接效果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希望在大学上学的都是想获得某种职业技能的人和对某个学术研究有特殊才能的人。但这个愿望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如何为某种职业挑选人材。
目前，除非学生的家长很有钱，否则他很难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因为培养他们的费用昂贵而且不能立即开始挣钱。结果选择标准就成为社会的和世袭的，而不是根据才能。以医学为例：如果一个社会想更有效地发展医学事业，它会选择那些对这项工作有极大的爱好和才能的人。但目前这项原则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因为只能在上得起医学专业的人中进行挑选。而很多可能成为最好的医生的人却极有可能因为太穷付不起学费。这种人才的浪费极其令人痛惜，让我们还举一个与此不大相同的例子：英国人口众多，大部分食品靠进口，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战时的安全考虑，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更多的粮食，那将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以使我们有限的耕地得到充分地开发。农民主要是沿袭父辈的职业：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另一部分农民是那些买到土地的人，他们拥有资本但不见得掌握农业技术。众所周知，丹麦的农业技术比我们要先进，但政府也没有采取措施使我国的农民对此有所了解。我们应要求凡是获准耕种较多土地的人应该有～个科学种田的证书，就好像我们坚持认为司机必须有驾驶执照一样，政府机构中的世袭原则已被取消，但其影响在生活中的其他部门仍然存在。只要它存在的地方，事物的发展就会像以前一样受到阻碍。我们必须用两个彼此相关的原则取代它：首先，不允许不具备必需技能的人从事重要的工作；其次，这种技能应能传授给有能力并且热切希望掌握它的人，不应该考虑家长们的财产。很显然，这两条原则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大学教育应该是有才能的人才享有的权利，那些有能力却上不起学的人可以靠公共资金来完成学业。只有通过能力测试的人才能入学，校方认为不能有效利用时间的人不得再继续上学。那种把大学当作富家子弟混三四年的地方的观念逐渐在消失。但是像查理二世一样，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作用认识还不是太清楚。
当我谈到年轻人不应在大学中懒散时，我同时还补充一点，就是检验学校的情况不应总是与大纲机械地保持一致。在英国一些新建成的大学里，总是要求学生去听那些数不清的演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要求自习的观点对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说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对20来岁的年轻人来说，理由就更充足了，尤其是人们认为他们既有才能又热情的时候。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讲课纯粹是浪费时间。开设这些演讲的真正原因是表明学校的工作，这样商人就可以同意捐款，如果大学的老师采用了最好的教学方法，商人们会认为老师很悠闲，于是就要求裁减人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于有一定的声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能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是新建成的大学却无法与商人们对抗，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是如此。在每一学期的开始，教师就应列出一份需要仔细阅读的书目以及少量的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看的书。他还应该出些试题，它们只有完全理解书本的要点之后才能回答。当学生做完全试题后，老师应逐个会见学生。每隔一周或两周，老师就应该抽出一个晚上会见学生，和他们或多或少地谈谈他们的学习。所有这些与一些老牌学校相差并不太远。如果学生自己愿意出题，尽管与老师出题有所不同，但只要难度相当，也可以如此，通过试题就可以判断出学生的勤奋程度。
然而，还一点很重要。每个大学教师自己应从事研究，并且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各国在他从事的项目上的研究情况。在大学教育中，教学法的技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老师熟话自己的学科并对其动态有极大的热情。这对一个工作过度、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学科已经变得索然无味，而他的知识可能也仅仅局限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