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你叼着奶头来看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懂得这个世界呢？”
周炳不在乎这个评语，他仍然愚顽地僵持道：“纵然如此，我也想试试看。有什么雨、雪、风、霜，我也不怕。有什么三衰六旺，我也不悔！”
陈文英叹了一口气道：“那就没有法子了。不是我见死不救，可是我还要怎么办呢，我叫你睁开眼睛，你一天要闭着，我还有什么法子呢？如今蒋介石已经平定了各路王侯，自己登了大宝，做了皇帝，你却还在做共产主义的美梦，这不是再滑稽也没有了么？你有多少个脑袋，就能往人家的刀口上去碰？你也不想一想，蒋介石能让你共他的产么？唉！”
周炳点头同意道：“不错，他恐怕是不让的。不过那不打紧，咱们大伙儿能把他从宝座上扳下来！”
陈文英嗤了一声道：“我看你们不成！阿表，你不要误会，我是十分同情穷人的。你记得么？在广东老家里，我们姓陈的一家人就都同情你们姓周的一家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着我们的教义的伟大，我才觉着古往今来的人道主义的崇高。如果人人都信仰和平，就不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欺凌侮辱、仇恨凶蛮了；如果人人都信仰博爱，社会上就不会有贫富之分，尊卑之分，幸与不幸之分了。——你也爱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也爱你，那岂不是十分理想的生活么？”
周炳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年来的全部生活，觉着没有一桩事情能够证明陈文英所说的话的，知道她的想法错误到了极点，就沉默着，不再吭声。陈文英见他这样子，也就没法，站起来，把外套拿在手里，向他提议道：“走，陪我吃晚饭去。我今天一天都没有东西到肚子呢，这会子倒有点饿了。”周炳也没说什么，跟着她走出北四川路，一直走到虬江路口的新雅茶室。两个人上了楼，找了一个清静的房座坐下。陈文英叫了许多菜，又叫了两三样酒。看样子五、六个人也吃不完。周炳不吃什么，静悄悄地喝着酒，呆呆钝钝地望着桌面。陈文英没法，就说：“阿炳，你当真决心要去革命么？”周炳点点头。陈文英又说：“除非你爱我，否则我不许你去！”周炳又摇摇头，总不开腔说话。陈文英急了，就说：“只要你嘴里说一声爱我，我就跟你一道走。你带上我一道去革命，那样还不行么？”周炳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不可能。”陈文英一肚子委屈，发泄不出来，就呜呜地哭将起来，她哭得那样肆无忌惮，连上菜来的伙计都吓了一跳，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吃了饭，会了账，两个人相跟着往家里走。陈文英这时候看出来，事情是不能挽回了，就问周炳道：“你打算上哪去？有盘缠么？将来靠什么过活？”周炳低声回道：“我打算回广东去。可实不相瞒给你讲，我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更不知道将来靠什么过活。”陈文英叹口气道：“唉，你真是一个恣睢暴戾，性情乖张的人！天下间哪有这样一个人，他把一个高贵夫人的爱情看得比革命还轻的？从今以后，我的心算是死了。我的人也可以算是死了！”周炳实在没有拿这两种东西比较过，因此只好仍然不做声。话虽如此，当天晚上。陈文英通宵没合过眼。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还是无计可施。到了天亮，她一面垂着泪，一面心中叫嚷道：“冤孽呵冤孽！”——还是给周炳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到广州附近震南村的一间教会小学去教书。另外拿出了五十块大洋给他做盘缠。等孩子们吃了早餐，打扮停当，进了书房之后，又亲自把周炳带到楼下西厢房里，教孩子们和他告别。那大的张纪文听说先生要走，料想此后用不着上学读书，不觉喜形于色。那小的张纪贞想起这位表舅教他们演戏，十分有趣，倒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做妈妈的教孩子们说：“表舅，你要回广东了，可要记住我们，别忘记我们才好！”张纪文扭扭捏捏地不肯照说，倒是张纪贞爽爽快快地依着说了。
那天，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周炳辞别了金鑫里三号张家，也辞别了繁华热闹的上海码头，独自一人乘坐轮船“琼州号”向南方驶去。一切景色，都和去年他来的时候依稀相访。还是张家的矮矮的、结结实实的使妈阿云送他上船。还是那些鬈毛、勾鼻子、蓝眼核，野蛮粗暴而且目空一切的洋鬼子大声吆喝着每一个中国人。还是那样凄风苦雨，景象迷蒙，两岸的田野、房屋、树木弯着腰，谦逊地鞠躬，向后退去。一直到过了吴淞口很久很久，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奋勇前进着的时候，天气才慢慢转晴。那一轮红日，当头照耀，使人精神爽快。周炳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痛痛快快地吸了几口海风，想起今天是广州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就闭上眼睛，心情肃穆地垂下脑袋，悼念那许许多多曾经英勇异常地战斗过，如今长眠在红花冈畔的苦难弟兄，苦难姊妹，苦难叔伯。这时候，他心里头的滋味又象凄酸，又象壮烈；又象苦涩；又象热辣，又象空空洞洞地了无牵挂，又象纷洒倒乱地千头万绪；又象经历一次惨重失败后的悲伤，又象迎接一次激烈战斗前的兴奋；总之是酸、甜、苦、辣，样样都齐。只有那不疲倦的太阳，总是在他的头顶上，在轮船的前方上空，引导着周炳，引导着整船的生命，向南方去，向南方去，一直向南方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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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就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象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栊、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婕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婕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婕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婕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象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婕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千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材小用一些了。”
陈文婕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份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忠直端正，银钱上很可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象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钱、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大家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就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
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娣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向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