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
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功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
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
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
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
风趣幽默。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名叫韦恩·埃
文斯的一个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巴菲特父亲的一位前任助手）建立起来的
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
巴菲特把同在本·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
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
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有人说，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店
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人和人
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
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划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
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罗伯特·比利格，他的一位高尔夫球伴，说巴菲特“可
以比任何人更好地处理各种建议”。当比利格告诉他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关
闭起其他任何东西，将他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格惊叹道：
“他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便是桥牌。他总是定期地打牌，牌局的成员可谓
是美国人的样本——有广告部经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人寿保险员、抵
押贷款员、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等。巴菲特会拿着一盒
六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笑话和故事来供大家消遣。
他从不提到自己赚钱的事情，关键在于他根本不去提，他打得如此激烈，就
仿佛他不是用股票和债券而是用将牌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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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不愿失败，他不下太高的赌注，也就是说一点只计1美分，除非
他认为他们这方有优势，他像对待25美分一点的牌那样认真地去打。
巴菲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方法，他会盯着一副牌，然后像一部
机器那样计算点数。“他不带任何感情，”詹姆斯·科列，一位律师和偶然
的牌友说，“它对他来说是数学。”
在打出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会计划好整个牌局，筛去可能出现的坏机
会。凯·克特尔，一位人寿保险员回忆说：“沃伦总是坐在那儿想呀想，直
到他想清楚整副牌中每张牌都在谁那儿为止。我带我父亲去玩过一次——他
几乎快疯了。”
巴菲特却一直是如此地严密分析——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起来他
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
愤怒、沮丧、莽撞，或是其他超出于他惯常的浸透着百事可乐的饱满精神的
情感。他总是很具逻辑性，而且脾气温和，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
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
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
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
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
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
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
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
丽丝时，苏茜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
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
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
—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
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
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
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
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
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
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
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
“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
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
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
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
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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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
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
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
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
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
兰在自己近60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
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
T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
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
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
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
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
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
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
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
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
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
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
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
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
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
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
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
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
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
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
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
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
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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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
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
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
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
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
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
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
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
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
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
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
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
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
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
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
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
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
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
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
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3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
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
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当他毫无准备地被一个教授召见时，芒格顶了回去：
“我还没念过案例呢，但是如果你陈述给我事实，我就给你说出法律。”
从哈佛毕业以后，芒格在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