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时，经人介绍周旋于想为自己的女儿找到如意郎君的贵妇沙龙之中，但只是偶尔为之而已。他的确追求过一位少女，结果是无功而返。于是，他打消了此念，致信母亲道：“母亲大人的花费已经够多的了，我不能再让您雪上加霜，我不能效仿我的同事在这里寻欢作乐的愚蠢行为。”从另一方面说，他没有合适的“前程”，贵妇们不可能选他作为将来的女婿。就这样，由于没有背景，他决定结束企图与富家千金结为伉俪的白日梦。拿破仑总是说到做到的。这样，除了炮术训练之外，从1785年11月到1786年9月，拿破仑在瓦朗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居住的咖啡馆楼上那间吵闹的斗室里度过的。就他的经历而言，不时地，他的思想自然会发生病态的转变。“长年孤独，在深深的沉思之中，我想到了自杀。”他写道，想到的不是他父亲的死而是他自己。“是什么情绪竟使我想到了自我毁灭的欲念？”他扪心自问道。“无疑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吧？”这是许多像他那样的年轻人都会自问的问题，同时也是答案。但对拿破仑而言，对前程完全失望使他心灰意冷。作为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同时又是一个外国人，他深感自己在法国军队里的事业前程渺茫。“既然我早晚一死，何不结果了自己？”当他想到自己无力解救被法国人征服的祖国时，他下了这样的结论：“我的同胞父老尚在异族枷锁之下……我有何面目返回故里？当一个人的祖国不复存在时，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去死。”
但是拿破仑没有向死神屈服，相反，他被自己内在的驱动力、过人的天资和追求问题答案的好奇心所拯救。接下来的几年，他不仅继续贪婪地阅读，写满了几十本读书摘要和心得，而且后来他还要将它们付诸行动。
拿破仑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和缺乏正规的扎实教育，他反复熟读的许多书籍、写下的厚厚一叠读书笔记以及所涉及的科目也许是任何一个法国军官都望尘莫及的。他研究了18世纪英国首相沃波尔的著作，写出了对拉费尔军团彻底改组的意见；他写了4篇有关现代炮兵技术及其发展的论文，包括对他的指挥官的建议；他分析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深入研究了古代波斯政府；他更多地研究了古希腊的地理、历史和政府，包括战役和其他。然后，他又不知疲倦地转而研究古埃及、迦太基乃至亚述，同时没有忘记写下了《欧洲在东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发展的哲学和政治历史》的论文。拿破仑对英格兰有浓厚的兴趣，对其研究的时间相当长，对其历史和立宪过程的了解和领悟令人惊叹（“英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是多么不同啊——他这样记道）。他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总是充满热情，对18世纪的著作如阿伯·马里尼（AbbeMarigny）的《哈里发治下的阿拉伯历史》和阿莫莱特·德·拉侯塞（AmelotdelaHoussaie）的著作《威尼斯政府》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详细地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包括其著作《佛罗伦萨史》。拿破仑继续研究贵族历史，甚至研究梭尔邦一个设立于13世纪的古老神学院。由此得到灵感，他写下了一篇论文《我对原始状态的思考》，其中对“快乐”及其象征进行了分析。他似乎无止境的好奇心没有丝毫减弱，他又转而研究印加帝国以及科尔特斯对蒙提祖马的征服，读书笔记写满一本又一本，最后总是回到对希腊的研究，特别是希腊大政治家阿西比亚德的主张，当然还有亚里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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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危险的岛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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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坠入爱河，”现在领悟爱情是极其荒唐的，事实上更糟，拿破仑强调道，“我否认有真正的爱情存在。”“确实，我甚至认为恋爱对社会有害、破坏个人幸福。”这位愤世嫉俗的少尉写道。“故而，简而言之，我相信爱情的弊多于利。”“爱情给人带来无可比拟的乐趣，”但是他又说，“（它）也许会导致更大的痛苦。”然后通过推断，拿破仑将爱情与对宗教的历史看法结合：“宗教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安慰世上不幸者的作用”，从而可以使宗教“永远奴役这个世上的人们”；拿破仑称之为“僧侣的王国”，他说这个王国“也许永远不会覆没”。
拿破仑怀着忧郁而烦闷的心情用潦草的字迹写下了大量甚至次日早上连他自己也难以辨认的手稿。在1786年到1791年期间，他写了无数文章，包括对诸如巴隆·德·泰尔等各级将领提出的有关改进炮位和弹道的有数学计算依据的详细建议。
拿破仑还研究了降低军火库之间炮弹运输费用的方案。泰尔对这位与众不同的下级军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他再也不会忘记。
就这样，当其他军官在楼下的咖啡馆里或是在军团驻地酗酒、赌博和嚎叫时，拿破仑却在挑灯夜读。他斗室里的灯光似乎从不熄灭，同时他第二天仍然有充沛的精力。他研究了瑞士的地理和土耳其的历史、印度的政府和阿兹台克的宗教。他对知识的渴求真是欲壑难填。
拿破仑在此期间写下的所有笔记、信函和追思录中，最长、最有趣的文章是对暴政的论述，特别是对法国在科西嘉实施的暴政。拿破仑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抗议这个世界上遭受蹂躏者所施的弱肉强食的暴政。
“使用蛮力是丛林中的法则，理性的力量才是人所具有的。”他这样开始这篇文章，“多少国家为此历经沧桑和盛衰变迁！……暴政、压迫和不公平正在弥漫全球……”科西嘉的命运就是“小国希望自由而其邻国想要压迫”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然而，国家领袖的任务是“使他统治下国泰民安、社会繁荣昌盛。为了达到此目的，在理性火炬的引导之下，他必须公正地平衡他所负责的人民的权利。要做到这点，他必须随时承担国家要求的一切义务……我们生来是为了享受生活的”。但是，现在处于“法国人的锁链”之下的科西嘉人在波旁王朝和派驻该岛的行政长官的专制统治下却毫无权利可言。“我拜读过所有君主主义者雄辩家的演说，其中不外是用蹩脚的努力来企图维护一个很坏的理由”——在现实中，它们都是滥用权力的借口，如同在他的祖国所发生的那样。“这世上一半的人都是抱负不凡的，并在获取荣誉中追寻快乐。对荣耀的热爱使他们希望得到权力、敢于冒险（如国家的领袖和行政长官）、他们被这种指挥的权力所诱惑。”但是，他论证道：“我们之中最警觉的人……却反对并扬弃了这种权力。”任何暴君或暴政的强权都是建立在“强力”——刺刀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是否继续眼看（法国）军队在（科西嘉）为所欲为地执行他们的专横统治而无动于衷呢？我们是否继续在（法国）军队、总督和财政官员的三重枷锁之下俯首帖耳任凭他们对我们的祖国进行巧取豪夺呢？”“像法兰西这样一个经过知识启蒙的民族怎么会在我们的誓约及他们行动的直接结果面前完全麻木不仁呢？……在上帝的眼中，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对人施行暴政，其次的罪恶便是忍受这种暴政！……人类！人类！你受奴役的状态是多么可悲，但是，一旦燃起热情的自由的火焰，又是多么伟大呀！”“结束法国对科西嘉不公正的统治”，他的祖国需要一个救世主，“但是，是否会有另一个威廉·退尔再世”？
既然眼下是在为掠夺其祖国的法国人服役，拿破仑少尉提出了休假5个半月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
1786年秋，他乘船从土伦出发，于9月15日抵达心爱的科西嘉，这是他6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他现在17岁。他的这次假期将延长到次年9月才返回法国。“科西嘉的威廉·退尔”（或者说差不多是）来啦！事实上，拿破仑此行的真正目的不是拯救科西嘉，而是通过办理他父亲临死前留下的、其后被朝廷授权批准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文件，以资助他备受贫穷煎熬的母亲。由于父亲的这个排干沼地并将其改造成果园的计划，拿破仑获得了数千法郎。他母亲、舅舅费舍和哥哥约瑟夫用这笔钱购买了一两艘小船，结果成了反抗外国势力的海盗船，他们也因此被控有罪。拿破仑对此事了解多少不得而知，只知道几年之后事发时，拿破仑竭尽其一切影响力之所能将其化解了。
在科西嘉逗留一年之后，拿破仑回到了军团，其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家庭危机而继续申请告假。这样，1788年1月，他又一次回到了阿雅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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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危险的岛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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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法国也处于动荡之中，1789年路易十六召集法国议会时，法国在政治上优柔寡断、一团混乱。7月14日，发生了攻打巴士底狱和暴民屠杀守备队的事件。新组建的国民议会废止了封建贵族的特权，给君主政体敲响了丧钟。当年8月23日，拿破仑宣誓“效忠国家、国王和法律”。3天后，《人权宣言》发布，10月，颁布戒严法，11月，教会财产被收归国有。
在正在起草新宪法的凡尔赛和巴黎，年轻的军官终于意识到法国正在发生可怕的政治动乱。但是拿破仑不但没有对这种动乱表示出惊愕，反而为其大声喝彩。“对于稍有勇气和智慧的士兵而言，革命是理想的时光。”他对兵团的一名战友这样说道。他深受所见所闻的鼓舞，1789年9月，他第三次动身返回科西嘉。然而，和前两次不同，这是他第一次“政治”参与：被猛烈抨击的君主政体正在改组，他希望新的正义理念能有助于改变科西嘉人的命运。长期流亡的保利第二年也回到了科西嘉，号召他的同胞利用革命之机以民主、革命俱乐部和新的国民卫队取代“十恶不赦”的封建专制。
但是，当岛上的王室总督封闭了俱乐部之后，拿破仑向保利的国民议会递交了一纸抗议的诉状。1789年11月5日，在科西嘉首府，拿破仑支持群众冲击法国驻军，当局立即将其驱逐到阿雅克肖，将他视为害群之马。他在那里差点以谋反、叛逆和杀人罪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就在此时，国民议会恢复了科西嘉人民的公民权利。重获独立的人们痛哭流涕，可是领导这次运动的人——保利已经是64岁的谨小慎微的老者了。
已经改变了原来当神职人员的计划、到比萨攻读法律（未完成）的约瑟夫·波拿巴也回到了科西嘉，与拿破仑并肩工作。但是，此时岛民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一派是支持国王反对革命和民法（该民法要求神职人员接受效忠革命的誓言）的天主教会，一派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还有一派则要求完全独立。拿破仑和约瑟夫虽然倾向独立，但对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原则大加赞赏，因此天主教派的暴徒无一幸免。科西嘉变成了一个险恶的地方。
拿破仑和现在已经是独裁者的保利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拿破仑于1790年1月去法国之前，说服阿雅克肖的雅各宾俱乐部给该市驻国民议会的毫无作用的代表写一封抱怨信。“保利勃然大怒，”拿破仑回忆道，“从此以后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过话。”
自从拿破仑离开皇家军校来到瓦朗斯以来，他一直过着最简朴的军团生活。他要扶养现在带在身边的13岁的弟弟路易，还要给母亲寄钱——剩下的一点钱也统统花在了购书和文具上。至于一日三餐，面包和奶酪足矣。难怪劳拉·佩尔蒙焦虑地发现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苍白和瘦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参加题为《论为使人类幸福所必备的真理和情操》的征文比赛。这是他最后一次花费他宝贵的时间进行哲学冒险了。他不再沉迷理论学说，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青年时代”。
1791年9月10日，拿破仑中尉（他在6月得到晋升）在5年内第四次回到科西嘉，这次是来支持约瑟夫竞选立法议会议员的。由于缺乏保利的支持，约瑟夫被夏尔·安德鲁·波佐·迪博尔戈（他家一直是阿雅克肖城波拿巴宅第三楼的房客）完全击败。拿破仑绝对不会饶恕或忘记这次“背叛”。
波拿巴一家仍然住在阿雅克肖，只是其侧墙已经被涂成不同寻常的、在科西嘉有人赞成有人反感的黑白相间的颜色。科西嘉仍然有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党派，而保利愈来愈支持日益发展的一主张投靠英国脱离法国而完全独立的派别，并反对一切忠于波旁王朝的神职人员。法国新近事态的发展也无助于改善科西嘉的状况：路易十六企图逃亡未成，6月，遭到逮捕；9月，解散制宪议会，成立立法议会；之前8月，奥地利向法国宣战，接着是全国战争总动员。
拿破仑感到科西嘉的局势显然需要一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