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他认为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周恩来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我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泽东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我们大家都赞成这样做。今天大家都在场；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1）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对战犯们转变立场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感；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才使这颗冻僵已久的心复活起来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战犯说：“党不仅改造了像我这样罪该万死的罪犯；并想尽各种办法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