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仅作为管理者的武士就有近190万之众，与当时的晚清相比，堪称是“大政府小社会”。
世袭制绝对不是好的制度。如何要武士后代子孙保持上进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气呢？日本人极认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败就应成仁，日本视“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时运不济，不能克竟全功，但如果“成仁取义”，含恨以殁，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们并将“仁”推向极致，发展出最为严厉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从小要教子女随时准备为主公及家族的光荣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进，武士们除了有这种“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学识上及武术上的要求，他们必须是武文并重，做任何事能够以性命相搏。
在幕府和大名们的总岁入的一多半来自土地税的年代，日本农民负担之沉重，生活之困苦，肯定远甚于同时代的中国农民，各藩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还不够的支出，大名和武士们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借债，这债务并不如中国人所常见的恃强凌弱，肉包子打狗，商人们尚能够带着镣铐跳舞。他们不但造就出了江户、大阪这样的商业中心，到18世纪时，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笙歌弦舞、衣鬟鬓香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其实都是在大名和武士这块沉重的大石头下钻出来的。
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日本人在德川幕府领导下度过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和平。这大约正是中国的清朝，在这前后，西方世界同样在叩响着日本的大门。先登陆的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团，团里有一支防身用的毛瑟枪。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远不如对枪的兴趣大，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仿造出600支，几十年之后纯熟地造出了30万支，使装备一直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士们一跃走进了近代化。
德川幕府尽力将糖衣留下来，而将炮弹扔回去——镇压在国内开始萌芽的基督教；除了留下长崎给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必须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下，其他地方的外国人一概赶跑；对于一切企图离开列岛或从外国归来的日本人处以死刑。1638年，一个葡萄牙的官方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不避艰辛与风险来到日本，其中的13个人被斩首示众，当时还没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这并未妨碍让世界听到德川幕府的声音，它放了幸存者回澳门，并要后者带话给西方世界：“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作我们不存在这个世界吧！”
二百余年后，1853年6月5日，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天水一色、海鸥点点的江户湾。
四艘船里，有两艘是不久前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船，船身涂得漆黑，汽笛像一个怪兽一样不停地嗷嗷叫唤，住在海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因此他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天，并称这一天为“黑船日”。
“忍者”，“恶友”（1）
虽然中日关系在元朝时由于蒙古人的侵略出现停顿，而明朝实行禁海政策，到中后期倭患愈演愈烈，所谓骚扰长江三角洲出海口和闽浙沿海地区的“倭寇”，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这也阻断了中日关系；至明清两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节到中国学习，但自唐朝以来，日本人对中国风俗人情和观念，甚至朝代变迁、人事更换的情报，都特别悉心搜集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认为智慧的来源之一即是情报，搜集情报在日本被视为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关键之一。与中国人认为搜集情报是间谍或小人所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则是全民自觉的工作。政客、军人和文人不必说了，就是渔民自大陆沿海返回岛上，也会自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各地见闻，包括各地风土人情、经济物产、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细到女子在家中的地位，连人们使用的梳子、烟斗都画成图示。
据说，早在镰仓时代，日本就有专门刺探情报的独特团体，叫“忍者”，他们到外面去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简化、压缩后带回来，而对自己内部的事情却绝对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忍者”们世代活跃不断，越做越大，最后不“忍”了，变成光天化日下的行径。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其《日本视察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
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在“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的资助下，一群群年轻健壮、被称作“士官生”的日本人，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此外，“满铁”自身还有3万名员工。他们深入大陆腹地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及下属机构编辑和搜集的资料、藏书形成“满铁资料”。目前，中国40多家图书馆或收藏单位藏有“满铁资料”，仅山东省图书馆便藏有“满铁资料”4000余种。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以制图来说，一般军用作战地图的比例为1：50000，而“满铁”的谍报人员绘制的军用地图的比例达到了1：10000。也就是说每个村庄的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这成了抗战中我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却屡屡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可能又得“忍”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日本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巨额无偿援助或无息、低息贷款中，有不少项目用于支持一些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动，它们涉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和自治区。有人就发现，各高校或院所在申报项目的时候，日方有时会要求提供一些看来与该项目不是很相关的数据，比如当地的GDP等经济方面的基本数据，社会沿革、交通状况等，该科研项目的内容及发展方向，更是申报时不可或缺的……
日本人不仅搞中国的情报，还将这些或涓涓滴滴、或源源而来的情报，在日本提炼成了一门显学——中国学。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教育、文学等各方面，日本的学术界对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出色的学者有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臧、冈崎文夫等人；在现当代的著名学者有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尽管学者们的观点、立场各异，但他们都取得了足以让中国许多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的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中国学家。
他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因故乡毛马内町位于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号湖南。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满蒙历史地理、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
1898年，内藤湖南的工作单位《万朝报》社给他放假三个月，并预支三个月工资200日元及旅行补助200日元，此外，得到同乡友人神田清兵卫支助的400日元，又从大阪商船公司借贷100日元。共凑集起900日元后，这年的11月初，内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辽阔的中国大地，以广阔宏伟的气魄使来自岛国的内藤深为感动。在上海往武汉的船上，他写道：
过了澎浪矶，就到彭泽县，这里是长江南岸，皆山骨嶙峋，威岩争峙……山和江之间，芦花盛开，眺望颇呈奇观。凡大江沿岸，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十百里不断，时方孟冬，叶败花开，如霜如雪，极目无涯；或曰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如此宏远豁大之景观，只有在大陆中原才有缘识得，见惯了我邦以细腻取胜的风光的眼睛是不能想像的，真可谓天地间之大观。（《燕山楚水》，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
“忍者”，“恶友”（2）
在塘沽到天津的火车上看遍布着白杨林的华北平原，登临古老帝国象征的万里长城，在杭州葱郁的西湖山水间流连忘返……同样骨子里深藏“缩小”意识的内藤湖南，这样比较了中日两国的风景：
要而言之，中国之长在莽苍、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丽、秀媚、细腻、委曲，赏之如啖甘蔗，渐品佳味；我邦之景，如尝糖蜜，齿颐皆甘。（ 同上 ）
这三个月中，内藤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在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里，有原是珍妃老师、“帝党”中坚的文廷式。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已将他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变法后不久，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即就地正法的密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避难日本，后亡命沪上。在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他又潜回原籍萍乡，带头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结果全县士子张贴揭帖，群起攻讦，只能胎死腹中……
内藤的日记里有此记载：文廷式“年四十四，容貌魁梧……颇通内典，有志于研究世界诸宗教，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者”。
让内藤不胜唏嘘的见闻中，也有被称之为十九世纪两大发明之一的火车在中国的遭际。
在他来之前，日本早有了火车。
大概在佩里的“黑船”送来了那个火车头模型不久，东京的画家们很快便凭着它和自己的想象来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浅草街上精明的商人们也开始出售绘有火车头的“锦绘”。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就有修筑铁路的计划。只是新政府财政窘困，要修筑铁路得向英国人贷款。新朝诸公们视新政伊始就借外债为“国耻”，‘暂且将此计划搁浅。但仅仅过了五年，1873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就开通了。火车的出场成了举国的一件大事，国民们纷纷以乘火车为第一快事，火车票顿成奇货，其价格要高出许多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那就咬着牙过一段苦日子，全家人也要来体验一番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内藤十分熟悉、至今有时还哼在嘴边的《铁道之歌》。它被编进小学课本后，其昂奋的旋律在列岛上空广泛传扬。以颂歌献给这个由工业革命里轰隆隆开出来的巨无霸，这就是日本国民的态度。
在中国，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团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1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以此向朝廷推销修筑铁路的好处。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脉掠我大清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条铁路的三年后，英国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约15公里的营业性铁路。仅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其理由是未经当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车头竟敢妄称“天朝号”。
又过了五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为的是运输煤炭。这次既有当局批准，又是国人自己修建的，该是一路畅通了吧，岂料仍遭到沿线从乡绅到卖浆引车者流一片反对。火车震天撼地，吞云吐雾，面目可憎，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