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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新的上诉的便利条件增加了上诉数量的时候，当新的诉讼技巧不断增多并无限期地拖延诉讼案件的时候，当规避最正义要求的技巧变得非常精练时，当诉讼人懂得专门被他人追寻而逃跑的时候，当申诉方已山穷水尽而被告方却安然无事的时候，当情理被淹没在文山文海之中的时候，当律师遍地而正义却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当恶人得不到支持，然而却有人给他们出主意的时候，就应该用昂贵的诉讼费使上诉人终止上诉。他既要为审判支付费用，又要为逃避判决的办法负担费用。英俊查理曾制定了一项关于此问题的一般性法令。
第三十六节 公诉人
根据《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以及其他蛮族人的法律，对罪犯的刑罚就是罚金。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公诉人负责对案件进行追诉。事实上，所有的案件都减判为损害赔偿。一切追诉也总是变成了民事诉讼案，所以每个人都能上诉。另一方面，罗马法在案件的追诉上，采取了大众化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公诉人的职务不能是一致的。
决斗裁决的方式与这种观念也是相抵触的。因为，又有谁想以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所有人与任何人进行决斗呢？
穆拉托里将《法律汇编》收入到伦巴底法律中，我发现在第二朝代，有一种公诉代理人。但是，如果我们读完这些汇编，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官员和我们今天称之为公诉人、总检察官、国王和领主的检察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些官吏与其说是民事管理，不如说是政治与家务管理的公众代理。实际上，在这些汇编里，人们看不到他们负有追诉罪犯或对有关未成年人、教会及个人身份的案件追诉的责任。
我已经说过，公诉人制度和决斗裁决的习惯是相抵触的。可是，在一个法律汇编中，我发现公诉代理人有决斗的自由。穆拉托里把这条法规放在了亨利一世的一条法令后面。这条法规是专为亨利一世的这条法令制定的。亨利一世的这条法令规定：如果某人杀了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侄甥或其他某个家属，他就失去继承权，本该由他继承的财产将被交给其他的亲属继承，而他自己的财产将被没收充公”。那么，也正是为了追诉这些收归国库的遗产，公诉代理人支持这些法律法规，并且有决斗的自由权。这样，这个案件就会按普通的规则处理。
在这些法律汇编中，我们看到了公诉代理人所追究的几种人：抓到贼而没有把他交给伯爵的人；发动叛乱或聚众反对伯爵的人；拯救被伯爵下令处死的人；违抗伯爵的命令，拒不将盗贼交给伯爵的教会代理人的人；向外人泄露国王机密的人；手持武器，纠缠钦差的人；蔑视皇帝诏书，并被皇帝的代理人或皇帝本人追诉的人；拒绝使用君王货币的人。最后，这个代理人追诉所有被法律判定应归还给国库的东西。
但是，在追诉犯罪案件时，都看不到公诉代理人。比如在人们决斗的时候，在涉及火灾问题的时候，当法官在他的法庭被杀死的时候，甚至当涉及到个人的身份，自由和奴役的问题的时候，人们都看不到公诉代理人。
这些法规不仅仅只是为伦巴底人的法律而制定的，而且也是为以后的《敕令》而制定的。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这些法规使我们看到了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做法。
很显然，由于既没有通用的法律，也没有总的国库，就如同国王在各省份的钦差大臣一样，这些公诉代理人在第二时期消亡了。由于在各省份再也没有伯爵开庭审判，因此，也不再需要这类官吏——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伯爵的权威。
到了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决斗裁决使用得更加频繁，所以，不允许设立公诉人。布地利埃在有关乡间概论的著作里谈到了这些司法官吏。他也只是提到了代表国王或领主执法的大法官、封建家臣和执达吏。参阅《法制》和波马诺亚的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当时进行追诉的方法。
在麻瑶克国王雅克二世的法律中，我看到国王设立了检察官的职务。其作用与我们今天的检察官相同 ＇61＇ 。这类检察官是在我们的审判形式发生了改变之后才产生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十七节 圣·路易的《法制》怎样被人们所遗忘
这就是《法制》的命运：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产生，衰老到消亡的全部过程。
就这一点我想谈一下我的几点意见：
首先，就被称为“圣·路易《法制》”的这部法典而言，尽管在其序言中称这是一部为整个王国服务的法律大典，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编辑这部法典的本来目的是想搞一部通用法律，包含所有的民事纠纷、财产的遗嘱处置或生前处置、妇女的陪嫁资产和特殊赠与、封地的收益和特权、治安事件等。当时每个城镇、村落都有自己的习惯，如果颁布一部通用的民法汇编，就等于要推翻王国各地所有的、现行的特殊法律。取消所有的特殊习惯而实行一部通用法律，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完全服从于君王们统治的时候，也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如果利弊相等，就不应改变别人的习惯，在利少弊多的情况下，就更不应该改变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注意一下当时王国的情况，即各领主都在倾心于扩大自己的主权和增强自己的实力，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全面改变原有的法律和习惯的做法与当时的统治者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其次，以上所讲述的情况还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一份被杜刚支先生所引用的亚眠市政厅的文件原稿中所说的那样，《法制》这部法典没有在议政院被男爵和法学家们批准。在其他文件原稿中，我们发现这个法典是圣·路易于一二七零年去突尼斯之前颁布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事实，因为照杜刚支先生所说，圣·路易去突尼斯的时间是一二六九年。所以他推断这个法典是在圣·路易不在的时候颁布的。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圣·路易怎么能选择在他不在的时候做一件有可能引起骚乱的事情呢？怎么有可能做一件不是进行变革，而是会引起革命的事情呢？类似这样的行动比其他行动更需要密切关注。这根本不是一个软弱的摄政政权所能从事的伟大工程，尤其是当这一摄政政权是由一些企盼这个工程不要成功的领主们所组成的时候就更是如此。组成摄政政权的这些人就是圣·德尼神父马太、内尔伯爵西门·德·克莱蒙以及在他死后的爱乐主教菲利普和棚斗伯爵约翰。我们在上面看到过，棚斗伯爵曾经反对在他的领地内执行一种新的审判制度。
再则我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部法典与圣·路易的关于审判顺序的《法制》很可能不是一本书。这部法典引用了《法制》的条款，因此，它是关于解释《法制》的一本著作，而并不是《法制》这部法典本身。此外，常常讲到圣·路易的《法制》的波马诺亚也仅仅只是引用了这位君王的一些特殊的法律条文，而并非是《法制》的编纂本。生活于这个君王时代并从事著书立说的戴方丹像讲述一个十分遥远的故事一样向我们讲过这部关于审判顺序的法典被付诸实践的最早的两个例子。所以圣·路易的《法制》先于我所讲的关于这部法典的编纂本。从这部编纂本法典的严厉性和在其序言里被一些无知的人加进去的谬误来看，它是在圣·路易的晚期，甚至是在这个君王死后才颁布的。
第三十八节 续前
那么，这部被称为圣·路易的《法制》的编纂本到底是什么呢？这部著作晦涩难懂、杂乱无章、含糊不清。它不断地把法兰西法学和罗马法学混淆在一起，时而以立法者的口吻讲话，时而又站在法学家的立场阐述问题。这部巨著里蕴藏着关于一切案件和一切民法观点的完整的法学体系。那么，这部编纂本法典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学著作呢？要想了解它，我们就必须置身于那个时代。
圣·路易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法律受到了滥用，就试图让人们厌恶它。他为他的辖区和他的男爵的法庭制定了一些法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死后不久，波马诺亚写道，圣·路易建立的审判方法开始广泛地在领主法院施行了。
尽管圣·路易为领主法庭所制定的法规不是王国一项通用的法律，而只是每个领主可以仿效和有兴趣仿效的范例，他还是达到了目的。他弃除了弊害，使人们感受到了更好的东西。当人们在他的法庭，在领主的法庭看到一种更自然、更理智，与道德、宗教、公众安宁、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更相符合的诉讼方法时，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法，而放弃其他方法。
在不应该强制的时候进行劝诱，在不应该命令的时候进行引导，这是高级技巧。理性有一个自然王国，同时也有一个专制的王国。人们反抗理智，但这种反抗恰恰是理智的胜利，不久，人们最终还要被迫回到理智的怀抱。
为了使人们厌恶法兰西法学，圣·路易让人翻译了有关罗马法的书籍，以便当时的司法人员能了解这些书的内容。戴方丹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法律著作者，他大量使用了这些罗马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著作是法兰西古法学、圣·路易的法律或《法制》以及罗马法的产物。波马诺亚很少使用罗马法，但他却能协调使用法兰西古法学和圣·路易法规。
我认为，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尤其是在戴方丹著作的思想基础上，某个法官完成了被我们称做是《法制》的这部法学著作。这本书的标题称它是根据巴黎、奥尔良和男爵领地法院的司法习惯而写的；而在其序言中又说此书论述了整个王国、安如和男爵领地法院的司法习惯。很显然，这本书是为巴黎、奥尔良以及安如人而著的，如同波马诺亚和戴方丹的著作是为克莱蒙和维尔曼多哇伯爵而著一样。因为从波马诺亚的书中，可以看到圣·路易的很多法律已经被男爵领地的法庭所使用，所以这本书的编纂者完全有理由说他的著作也涉及到男爵领地的法庭。
很显然，这个著作的作者把整个国家的司法习惯和圣·路易的法律以及《法制》编纂在一起。这个著作非常珍贵，因为它有安如的古代司法习俗、圣·路易的《法制》的内容以及当时实行的法兰西古代法学。
这部著作与戴方丹和波马诺亚著作的区别在于，它像立法者一样使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它是一部成文习惯和法律的编纂本。
这部著作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它是一部不伦不类的法典。在这部法典中，作者把法兰西古法学和罗马法律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两种没有任何关系的，往往是矛盾的东西硬拉到了一起。
我很清楚地知道．，由家臣或封臣组成的法兰西法庭，没有在另一个法庭上诉的判决以及使用“我判决”或“我宣告无罪”等审判术语的宣判方式都与罗马人的大众化的判决形式相吻合。然而人们很少使用这种古代法学。人们更多地使用的还是后来由诸皇帝引入和在编纂文本中到处都在使用的罗马法，并用之来调节、限制、修正以及发展法兰西法学。
第三十九节 续前
圣·路易所引入的裁决形式被终止使用了。这位君王看中的并不是裁决形式本身，也就是说，他并不在意什么是最好的裁决方法，而在意的是用来弥补旧裁决习惯不足的最好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人们厌恶旧的法学，第二个目的是形成新的法学。但是当新法学的弊病出现时，人们就会看到新的法学很快会被另一种法学所代替。
这样，圣·路易的法律几乎没有改变法兰西的法学。它没有提供改变法兰西法学的方法。它开辟了新的法庭，更准确地说是开辟通往新法庭之路。当人们非常自由地到达具有普遍权威的法庭时，昔日仅是个别领地的司法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法律。在法律的力量的使用下，人们作出一些通用的裁决。当一座大楼建成后，脚手架就必然要被拆除。
因此，圣·路易制定的法律得到了立法的杰作所不期望的效果。这些变化有时需要好几个世纪的准备时间。时机成熟了，变革就产生了。
几乎王国内所有的案件都由最高法院进行终审判决。以前最高法院只是审判那些涉及公爵、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