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你是指从我起床开始吗？那么早？”斯洛克姆再三强调我必须详细说出一整天去了哪些地方时，我有点不屑一顾地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假定在那个时间段你也有目击证人。”他的眼神冷冰冰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但他突起的颧骨足以证明他有多得意了，他自认为暂时处于上风。
那晚我已不止一次地想，天啊，萨姆，你说得没错。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事实上，我的确有个目击证人。我希望你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准备好了吗？”
他瞪着我，好像不愿意照我说的去做，倒是想拿根长棍子打我一顿，但他还是拿起了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方打转。
为了让他写起来方便，我把每个音节都重读了，我说，“今天上午，我的目击证人是博尔德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代理地方检察官劳伦·克
劳德。”我慢慢报出家里的十位电话号码，又着重说出了劳伦的办公室电话。“请给她打个电话。我能确定，她准会很兴奋地告诉你们她丈夫今天早晨是几点起床的。”
斯洛克姆停下了笔。
达雷尔·奥尔森向后退了一步，这么一来，他的同伴就看不到他在笑了。
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侦探先生。如果有其他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斯洛克姆快速向我这边走过来，或者说就是朝我冲过来，但达雷尔上前一步，在斯洛克姆做出会令他后悔的事前先开口了。“搜查令到了，贾里斯。走，我们进去看看会发现些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家。我看到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正在警方隔离带外面走来走去，就把下午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太紧张了，我说的话他没听进去几句。拉乌尔·埃斯特维茨的许多亲戚都在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统治西班牙时期丧生，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缩在警车后座，被执法人员连珠炮似的问话时，他不太能接受。
“她没被捕吧？”他问，他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团水汽，就像漫画里的那样。虽然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实际是第四或第五语言——拉乌尔的英语比查尔斯王子都好，只是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会把他搞糊涂。我只会说英语，虽然水平不及查尔斯王子，而且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也同样使我感到困惑，但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我觉得有责任把程序解释给拉乌尔听。
“不，他们只是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些什么而已。马上就好了。她没看到多少，是我发现了汉娜的尸体。”
就在这时，斯洛克姆从警车上跳下来，我以为他要到后座去扶黛安娜下车。显然他没有接受伙伴的建议去屋子里四处查看一下。
“看到了吗？”我转身对拉乌尔说。“好像已经结束了。”
黛安娜突然大叫道：“把你的爪子拿开！”
拉乌尔的声音变得很难过。“我看未必。”
我又转向警车。斯洛克姆已经把黛安娜拖下了车，然后顺势把她按倒在警车上，面朝后挡板。她被迫双腿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又被扳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我惊呆了。“不要，拉乌尔。”我只能挡在拉乌尔前面，阻止他穿过黄色隔离带卷入这场冲突。我稳稳站住，双手顶住拉乌尔厚实的胸膛。终于，他退了回去。
十秒钟后，我打电话找到劳伦。“快叫库兹到这儿来。贾里斯·斯洛克姆好像因为什么原因逮捕了黛安娜。”
劳伦说：“斯洛克姆？天哪，他最近太不像话了。”
显而易见，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5
库兹·梅特林就住在街角那儿。
我站在隔离带外张望，看到库兹走过山上最后一段斜坡来到人行道上，这段斜坡从马克斯韦尔直通百老汇大街。尽管隔离带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他还是很容易被认出。库兹身高有6。9英尺。
我看了看表，距贾里斯·斯洛克姆给黛安娜戴上手铐，并把她粗鲁地推回警车后座还不到七八分钟。
我指着街角对拉乌尔说：“那是劳伦叫来的辩护律师。”
“好快啊。他真高。”
“他人很好。几年前他帮劳伦处理了那事，你也知道的。嗨，库兹！”
库兹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招手。或许他的头稍稍抬高了一或两毫米，也只有这个能说明他听到我叫他名字了。他身穿西装，我猜他早晨去市中心上班时，穿的也是这件——西
装是海军蓝偏黑色的，还有暗灰色的条纹。白衬衫像是新上了浆，黑皮鞋可以算是整个街区最亮的东西了。
再加把漂亮的长柄雨伞或是根手杖来装饰这身行头也不会显得不合适。
我们握了握手。“晚上好，艾伦。最起码我到这儿很方便。12月能有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不错了。没刮大风雪。我心中的感激真难以形容。”
“你这么快就赶来，多谢了，库兹。这位是拉乌尔·埃斯特维茨。拉乌尔，这位是库兹·梅
特林。”
“幸会，埃斯特维茨先生。我了解你的职业。”那是库兹特有的用来表明他不担心报酬的方式。“是你的妻子被拘留了？”
“在那辆车里。”拉乌尔指了指那辆警车，那车正停在草坪上，斜对着汉娜出事的那栋楼。
“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
“我只知道有人在这儿奇怪地死了，别的就不大知道了。如果你们俩有谁与死者关系亲密，请接受我的哀悼，”库兹毫无诚意地说。他抬起长腿，跨过隔离带，他走上草坪时甚至很有王者风范。他停下脚步，转身对拉乌尔说，“给我点时间来解决。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扭过头来对我说，“劳伦说我要和贾里斯·斯洛克姆打交道。真的吗？”
我点点头。斯洛克姆侦探的人格明显有缺陷，我考虑了一下对此发表评论是否明智，还是决定不再做什么，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
“斯洛克姆真是……难对付，”库兹说。萨姆·珀迪跟我说过斯洛克姆是个混蛋，劳伦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种表达似乎骂得更凶。
“今晚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回答道。
我百感交集。悲伤、愤怒、失望、恐惧，好在库兹来了。但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甚至愿意马上掏出钱包，取出信用卡里所有的钱买张票观看，不过，我后来免费观看了这一切。
库兹立刻大步走向警车，走到那个奉命监视黛安娜的巡警面前，那警察继续在车后座上吸烟。库兹毫不迟疑地迅速逼向他，一点也不客气，直到快踩着他的脚趾才停下来。警察是个黑人，还年轻，身高大约6。2英尺，警号210。
库兹高出他许多。
库兹一开始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才几句话，就逼得那警察直往后退，好留出点空间来呼吸。可他本来就靠在车上，想退都没法退，只能伸长脖子来看到库兹的脸。我感觉这个视角就像站在拉什莫尔山美国著名的总统山，因有四位总统的巨型山石雕塑而闻名。山脚抬头看山顶。
巡警不等库兹再开口就高声喝道：“后退，先生！后退！马上！我警告你！”
警察的手想去碰枪套。
我屏住呼吸，本能地拉住拉乌尔的手臂，不让他做出什么英勇或愚蠢的事来。我认识他很久了，知道他两种都做得出来。
库兹当然没有后退一英寸。他不怕那警察对他动手。如果那个警察想动手，他会奉陪到底。警察的话不容分辩，但库兹也毫不示弱，还提高了几个分贝以示强调，“我是她的律师。我要和我的当事人讲话，警官。警官……”库兹向后仰了仰，去看警察的姓名牌——“……利曼，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当事人——就是受您保护的这位——今晚不会，也不愿意再接受侦探们的问话了。”
这番独白的音量使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警车上，包括贾里斯·斯洛克姆。他当时正在前廊上，随后马上紧握双拳，朝警车大步走去。库兹肯定感觉到他过来了。他转过身，跟斯洛克姆打招呼，“见到您总是让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真的被拘留了吗，侦探？”
在离库兹五英尺远的地方，斯洛克姆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也许是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不用去握库兹已经伸出的手了。斯洛克姆试图想控制事态的最新发展：一个高大、威严的辩护律师穿过隔离带，看上去就像在为那些围观老百姓的利益发表演说。斯洛克姆的嘴张开一厘米，又合上了。
情况不妙。
“还没决定吗？是吗？也许我可以帮忙，”库兹奚落道。他用词礼貌，更聪明地是语调也显出敬意。但每个人，特别是斯洛克姆，都知道这是奚落。
斯洛克姆又一次张开嘴，但还是没出声。最后他咕哝了一句。“我正在这儿调查一宗很离奇的命案。”
库兹迅速回答。“您真好。作为一名纳税人，您如此……尽责，我要为您鼓掌。但此刻命案发生地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吗？您知道的，手头的问题，简单得很。”库兹弯下腰，冲坐在警车后座上的黛安娜笑了笑，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斯洛克姆身上。“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库兹的声音穿过12月凝重的空气，就好像他正在环球剧场伦敦著名大剧院，因上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于世，已成为英国文化象征之一。中央舞台上演一出悲剧。
“她没有被捕。”
“啊，但我问的不是这个，对吧？”他愈发显得像《亨利四世》里的奥利维尔英国演员、导演，扮演过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曾在《亨利四世》等剧本中演出。。“我在问您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我听不清斯洛克姆的回答。我猜他说的是“目前，她……嗯，要留下接受问话”。
“感谢您澄清了这件事。不过从现在起，她将正式拒绝您进一步问话的请求，所以依我看，她随时都可以走了吧。”库兹弯下腰，摆出一副注视警车后座的架势。他又装出很恐惧的样子问道：“她被铐住了吗，斯洛克姆侦探？”他报出了贾里斯的姓，这样一来，周围的民众就知道谁是被嘲笑的对象了。要是他接着读出斯洛克姆的警徽号码——如果他戴了的话——我也不会吃惊。“这怎么可能？她真的被铐在警车后座上了？难道你打算带她去监狱登记？”
“她不与警方合作。”
库兹伸出手腕，用最浑厚的男中音反驳道，“是吗？如果博尔德警察局选择这样的方式对待守法公民，我也会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拒绝跟警方合作。”
“梅特林先生，”斯洛克姆恳求道。
那时，我倒是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产生了一丝同情。库兹做得有点过火了。
库兹对斯洛克姆的恳求视而不见，他故意伸出手腕，展示他那法式翻边袖口，看看斯洛克姆敢不敢给他再戴上一副不那么雅致的“袖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铐上？难道现在对待公民行使默哀这种宪法特权，政府部门就采取这种政策？”
我敢说当时贾里斯·斯洛克姆最想做的就是把库兹·梅特林铐上，但五十几个围观者迫使他按捺住更出于本能的冲动。
显然，在和他的搭档合作时，达雷尔·奥尔森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洞悉斯洛克姆是否将与博尔德的任何一个居民发生冲突。达雷尔再一次沉着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冲上前，一把拽住斯洛克姆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那边——远离库兹——跟他面对面争论了半分钟左右。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不管达雷尔·C。R。奥尔森在吼什么，我对他的敬意已无限膨胀。待两位侦探交涉过后，斯洛克姆走上门廊，大步跨进了汉娜出事的老房子。
奥尔森走到库兹跟前，压低声音带头与他讲话，希望他能消消气。他说话时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就像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尽力安慰同伴。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至少讲了一分钟。
库兹回答时却没有压低声音，仍像在做精彩的演讲一样。“不，侦探。不是过一会儿。是马上。我要你们打开我当事人的手铐，放了她。就现在。朋友的死已经让她悲痛欲绝。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她的痛苦。我向您保证今晚的问话到此结束了。”
奥尔森微微低下头，又说了一遍什么。看来他还是坚持表现得恭恭敬敬，试图给这次冲突稍稍降降温，但尽量也不完全顺了库兹的意。
听到达雷尔再三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