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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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全集(卷五)-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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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思想集中在一个代表者身上所造成的人物。换言之,典型人物是拥有其
他属于同阶层或同类的人的共同特点的。

典型和个性略有不同。譬如张某某爱财如命,一毛不拔,典型的写法是
把所有吝啬人的共同点完全装在他身上。这样写法也许有它的好处:第一,
观众容易懂;第二,容易引起观众兴趣。坏处是难得真正的真实,不易使人
心服口服以至相信。因为一想到要写一个典型,总是免不了特意使他夸张,
还要不断地把这人物的某种特点,加以重复,比较起来,个性是不易写的,
如能写到恰好时,那会使人真正心服。因为个性不止于着重他与其他同类人
的同点,却更着重他的异点的。粗枝大叶他讲,譬如张某虽然吝啬,但如果
他的女儿病重,他固然依然故我,不肯拿出钱来请高明医生,但是听见病人
不断的呻吟的声音,或是偶尔倚在窗前,看见街头缓缓抬过一口黑色的棺材
的殡丧行列,那时,他忽然悟到世上有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忘记了他的
吝啬根性,于是花费他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钱去请医生来挽回病人的生
命。这就是比较近于个性的描写了。舞台上的好“个性”很多,诸位可以看
看易卜生的HeddaGabler,便是最切当的例子。

有人曾经问我:抗战剧里的人物,还是写他的“个性”好呢,还是按“典
型”写好呢?我想这种问题不能概括断定,须视观众性质如何而说。如果是
在农村里演剧,观众接触话剧的机会少,理解力也比较弱,自然人物典型化,
对他们是较易接受的。在城里剧院上演,观众平日对话剧接触的机会较多,
理解力也强一些,有时对于过度夸张和重复的典型,不易受感动或者并不接
受。他们(其实何止于他们)要更新鲜,更真实,更清晰的人物。最近抗战
剧有人认为将流于滥,有时观众看见广告写什么“伟大国防名剧”,便皱起
盾毛怕看,一部分便是因为剧中所谓典型人物,用得太滥,大公式化的缘故。

人物典型化,很易流为“过分”。如抗战剧中所写汉好和英雄,大都是
这类典型加倍地强调的产物。这样写法,固然黑白分明,不易错误。但是结
果往往宣传自是宣传,观众自是观众。二者之间毫不发生任何深刻的关系。
比如说:汉好奉承敌人,这是可能的。为着奉承,他献出全部家产,敌人忽
然看中了他的妻子,他也乖乖地献出妻子!敌人杀了他的母亲,他也心甘情
愿,不做一声。写到后来,自然是英雄出来,杀死汉好,于是观众拍掌欢呼,
满意而散。然而这班看戏的先生们心里想些什么呢?他们想汉好原来是这样
一个不知廉耻,不知好歹的“怪物”!我呢,(观众半意识的这样想)总算
对得起父母妻子了。日本军阀当然是坏东西,我怎么能做这样大逆不道的汉
好呢?看了这样的戏,有的观众自己虽然确确实实地有了汉奸行为,而永远
也不会自知,自己的身边明明有着汉好的戚友,也看不出来。所以典型绝不


是一种过分地夸张,更不能离开真实。要使观众觉得汉好时常正是和他差不
多有着人类的脆弱性的人物,只为了“一念之差”,把握得不稳,不能认清
国家与小我的关系,因而犯了汉好的行为。半黑半白的小汉好,只要我们睁
开眼就在我们眼前。看了抗战剧,我们希望观众能恳切地想想自己的行为,
留心身旁的人的行为,这才收到宣传的功效。

再如写爱国志士,写士兵,都极容易写得肤浅,无血肉,不真实。写出
来,有时非但士兵们看着滑稽,就是一般观众也觉得兴味索然。如何去创造
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人物呢?如何使我们的观众得到一种不可磨灭的深刻印
象呢?我开不出仙方,使诸位立刻获得这样的神奇,不过我可以讲一段故事,
说明这条路大概在那里。几年前,古北口的抗战开始,那时我正在北平,知
道了,很兴奋地随着朋友们一同去慰劳前线的士兵。一路上已经看见了许多
令人感动的事实。我们到了前线的后方,有一天,在道旁看见对面抬着一个
年轻的伤兵,胸前湿腻腻的是蜂红的血。他的牙咬着,盾头皱着,显出很痛
苦的样子。他忍耐着,他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下,便有更多的血由
衣服的夹缝中流出来。他的脸几乎被黑泥涂满,看不见他自己皮肤的颜色,
我们只看见他凸出的眼睛望着我们,他不哼一个字。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
好创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是同伴们的殷勤和诚恳
仿佛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流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
一个医官来了,我们请他给那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
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他紧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
他的手在空中摇了摇,他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
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抚着腰,困难地从破口
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很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手的样子,
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罢!”说完,
就死了。这印象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里,至今难忘。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中
国士兵,他在疆场虽然为国家死了,但是他和他的灵魂,却永活在我们大家
的心里。如果我们能好好地写出这样的人物,他不只感动我们,他更会使我
们了解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重要的问题,逼我们非迅速解决不可的。

归纳一句话,抗战剧中的人物,要真实亲切。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要充
分体验抗战生活,不怕收集材料的种种困难。

五、写剧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应该谈怎样起首了。如何起首,各人有各
人的不同的方法。如果将作家的大纲拿来和剧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
创作过程,有的从头按序写起;有的从未尾倒转写起;有的从紧张场面写起,
有的为点醒主题,从思想部分最重要处写起:各人有各人的写作习惯,每种
写法各有长短。

起首第一件事,我们应求“头绪清晰”;故事的头绪不能大多,多了易
乱。如果头绪实在多,斩截不下,那么自己应设法逐渐介绍,有兴味地介绍,
搀合着“动作”来介绍,不要在开幕五分钟内,填鸭式地把观众应知的过去
背景及故事头绪,匆促地硬塞在观众的脑内。铺叙故事如此,介绍每个上场
人物也如此,处处交代得清楚明白,然后慢慢地展开重要的剧情。

第二件事是“动作”。写剧不是写对话,是表明人与人之间相互反应的
精神活动。这种活动的显明表示,莫过如“动作”。所谓“动作”不一定是
拿起枪打死一个汉奸,有时心理上的冲突,常常比表面上的动作,还要动人。
譬如:拿起枪打死一个敌人,发现这个敌人正是从前自己最好的朋友,当责


任与私谊在争执的时候,表面仿佛看着没有动,其实已有动作了。

第三件事是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有了动作,还要看编排。换句话说,
就是要引起观众要看那“动作”的渴望,如让他能感觉到如火如茶的动作就
要展现在眼前了。所以写第一幕时,就预备着第二幕,抓住观众的兴趣,叫
他们等待着第二幕的展开。我们的旧小说内,有所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的手法,虽不十分与我们现在讲的相当,然而却是很相近的。这
种手法,我们有一个专门名词,叫作运用(suspense)(余上沉先生译作“跌
宕”,洪深先生的《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上译作“紧张”)。我们利用观
众对主人公的同情与好奇心,告诉观众一点儿,而又不是完全告诉他们,叫
他们期待着更大的转变。这样,在幕与幕之间,依据这种手法,在看戏人的
心里,造成强有力的连系。

然而方法只是方法,并不是一切戏剧都要如此。譬如高尔基的《夜店》,
契河夫的《三妹妹》和《樱桃园》,并不用这样的手法,而一样抓住观众的
注意。我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刚写抗战剧时,这种方法是最容易学习的。

文章有所谓“起承转合”。戏剧——若是以故事为中心——到了“中段”
也有所谓故事“陡转”(Pertpeteia)的方法。我们说过suspense 常常是预
示观众若干端倪,引起他们对以后更有力的发展的期待的心情。“陡转”常
常是出乎观众意料之外的故事的转披。这种转捩,多半与主角有关。譬如写
一义勇军的领袖,被敌人发觉,抓去审讯,判决处死,正在执行死刑的千钧
一发的当口,义勇军的队伍忽然攻入敌营,救出领袖,主角由生而死;由死
而生,完全陡然发展。但操纵着观众的情绪,决不止于我所说的suspense。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许多伟大的作品,常是因把它运用得精妙而获得
成功。

“陡转”有二种:第一,故事性的。见于形象,如上面所举义勇军领袖
的例。第二,人格的。是内心的变动。例如一,个莽将军,本来是无恶不作,
但是经历渐渐告诉了他国家与个人的关联,隐约地启示他什么是对的,终于
有一天,因为受了绝大的刺激,使他忽然舍身报国,做了爱国的烈士。这种
精神上的“陡转”如果写得真切,是能动人的。说到这里,我要再三声明这
些所谓的方法,决非颠扑不破的道理。创作的天才,自然懂得运用它们,以
至于舍弃他们。千万不要为这些话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发展。注意,戏离不开
生活真实。

谈到结尾,有一两点还要注意:

第一、不可公式化,现在普通抗战剧的结尾,很少不是在一种公式下写
成的。结果,总是“汉好打倒,志士抬头”。我并不是主张“汉好不打倒,
志上不抬头”。我是说这些仿佛纸糊的人物,在台上跳跳蹦蹦的喊着胜利的
口号,时常会给人以空洞寂寞之感的。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
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
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
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
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
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

我不反对“大成功”的结尾,正如我相信事实上我们的抗战早晚要成功
一样。但若只是靠结局“大成功”作为写戏的无二法门,以致结构幼稚,人
物浅薄,这是我们所深恶痛绝的。


第二,不可临时凑。中国;日剧界有一句老话:“戏不够,神来凑。”
编唱本之前没有计划,写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结尾,只能用鬼神出现,
搭救好人(如《南天门》),凑成一个善恶终有报的结尾。这种错误,即是
在伟大的剧作家,有时也不免要触犯的。例如:莫利哀所作的《伪君子》的
结尾,好人得势,忠厚的奥而贡养虎贻患,受了泰笃夫的种种欺凌,妻子被
侮辱,财产被侵占,眼看泰笃夫要把做房主的奥而贡赶出门外,戏是急转直
下,简直无法转圃的。然而正在戏要收束的当口,忽然不知为什么,被贤明
的国工知道了,突然派来一群官吏,将泰笃夫抓去处罪,于是善良的胜利,
使人心大快。然而这种毫无预备的奇突的发展,显而易见地看出临时凑合,
使人无法信服。写戏收尾,有时固然可以“出人意外”,细细回想一下,那
也要“在人意中”,这才有趣味。

第三,要点醒主题。如果一直找不着机会来点明主题,那么在最后的结
局当口,是不该再忘却的。这种“点醒”,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也会
是很含蓄的。

关于对话方面,我们要注意:

(一)适合性格。

(二)适合舞台上的逻辑,注意舞台上的空间与时间的确切。在一个戏
里面,假定邻居至少住在一里路外,那么,如若与邻居隔窗谈话,是空问上
的不合逻辑;出去到十数里外做一件事,过半分钟就回来,却报告事情已经
办妥。这是时间上的不合逻辑;两者都同佯的破坏了舞台的幻觉。

(三)要清晰简要,不要咬文嚼字。不要噜噜苏苏地,成段成章地写。
刚写作的人借某个人物的嘴,说出很多的理论,结果,不但离开了真实,兴
味也完全失去了。

归总讲来,有几点要请诸位特别注意:

(一)编剧的三种限制一一舞台、演员、观众——在目前以认识观众,
最为重要,所以写抗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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