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蒋介石借正式明令重庆为抗战首都之事，向国内外庄严宣言，困难再大也将毫不动摇地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条件，中国也断然拒绝，日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开始态度明朗起来。10月8日，邱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元；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由于公开倒向美、英阵营，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呷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的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则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第48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中国方面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路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中国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第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一个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这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从此，在我方占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在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正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八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中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在了丛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0”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
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