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玄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后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十五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十二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入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事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作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当然，定陵历史已逾四百年，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并非易事。到底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既然帝后的棺椁已经安葬完毕，为什么满地的木板没有撤走？甚至连抬木箱的绳子、木杠都没有解开，零落地散落在玄堂之内？从种种迹象看来，当时的情形比较慌乱。那么，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定陵玄宫的历史地位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宏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三百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占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明代皇宫的制度参酌了《礼》书中黄帝合宫，即明堂建筑制度。儒家认为：“天子庙及路寝皆明堂制”。所以，明代皇宫的外朝和内廷又带有古代明堂、路寝建筑缩影，亦即简化了的明堂、路寝建筑格局。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而后室则赋人以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连结而成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定陵发掘30年后，一位来参观的青年。看罢地下玄宫，站在出口处，恋恋不舍地回首这座足以令他热血沸腾的大殿，长嘘一口气：“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的感慨或许是一种对权势的崇拜，同时也含有对这部辉煌杰作的真诚向往。是定陵玄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非凡的创造力，撼动了他的心灵。“览长城催人建功立业，观大海使人心胸开阔”。那么，面对这座气势宏伟、幽深博大的地下殿宇，就不能不发出如此之感叹。它的辉煌如此，气度同样如此。
汉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犹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书中记载的周朝占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以全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以至由不得他们的良好心愿和满腔热情了。新中国的第 座皇陵发掘以严肃的正剧开端，却以凄壮的悲剧结束，已势所难免。无论是定陵发掘的发起人，还是为此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具体发掘者，同三具尸体 道被推上凄怆的祭坛，也只是晨暮间的事情了。
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第十三章 女尸之谜
打开两位皇后的棺椁，历史的迷雾倏然消散；华彩丽服，玉器珍宝，遮掩不住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木俑的出现，引出一段古代丧葬的悲剧。而那两具腐尸朽骨及其生前的相同命运，则令人悲叹不已——
■字符下的孤魂
对于发掘人员来说，这是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们以考古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第一座皇陵。这是考占界的幸事，也是个人的幸运。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生能够参与几次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发掘？尽管他们尚不知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的皇陵发掘，却分明体会出这次发掘的份量和地位。可以断言，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面对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因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迅速清理殉葬器物和解开三具尸体之谜。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厚葬”制度，历代统治者都把大量的财富随自己一同埋进坟墓之中。除金银财宝之外，尚有大量的日用器物、工艺美术品、文房四宝、图书绘画以及生产工具、科技成果等等。这些殉葬物品除本身固有的价值外，还在于它们都是当时盛行的最值得珍惜和有代表性的杰作。许多衣冠服饰、丝麻织品、铜器、玉器、陶瓷、漆木器、金银器等，都是当时特地制作的，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包容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与追求。
作为历史的物证，出土文物比之世间流传的古董文玩更为可靠。除它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外，埋葬在地下的文物，由于与外界空气阳光隔绝，不受侵蚀，恒温恒湿，虽数百年以至千年仍完好如初，光艳夺日，在质地和色彩上的研究价值又远胜于在世间流传。在诸多殉葬品中，尤以帝王陵墓中的最为丰富贵重，也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些殉葬品都是集中一国一朝，甚至几国几朝的珍贵财富和能工巧匠的智慧才能融造而成的。
面对定陵玄宫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发掘人员作着各种猜测和准备。三具尸体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葬式如何？穿什么服装？现在京剧舞台上的服饰是仿照明朝的式样制成的，那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穿戴是否和京剧中的帝后相同？
带着诸多疑问，发掘人员走向女尸。
在三口棺椁中，居右侧的损坏最严重。外层的椁已腐烂、塌陷，棺也出现了诸多裂缝。这是孝靖皇后的梓宫。这位可怜的女人因比万历皇帝早死十年，埋在东井左侧的平冈地，棺椁腐烂较快。加之后来她的孙子朱由校将其棺椁迁出，移放定陵，故损伤尤为严重。
最先清理这口棺椁，是夏鼐作出的决定。因为地宫一旦打开，里面的恒温将不存在，外来气流与宫中的空气融合，对尸体及文物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夏鼐断然决定一部分人清理孝靖皇后的棺椁，其余人员迅速抢救木箱中渐已腐烂变质的殉葬品。
为保证尸体及器物的顺利清理，夏鼐索性搬到工地木板房，和发掘人员同吃同住，以便进行具体指导。万历皇帝生前曾经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修建寿宫， 定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求保存遗体的灵丹妙药，估计棺内尸体有可能尚未腐烂。夏鼐指示用木板钉一个能容纳尸体的大木槽，并做好处理尸腊的准备。
阴冷、潮湿、漆黑的地宫大殿，只有一台小型发电机供电照明。发掘人员借着昏暗的灯光，围在孝靖皇后的棺椁周围，拍照、绘图、测量、编号……一切工作俱已完备，接着拆除椁板。
由于早已塌陷腐烂，不费多大力气，香楠制成的椁板很快就被拆除，一口完好的棺木露了出来。
明代史书中，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记载。有的说孝靖皇后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相遇时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一个故事则说万历皇帝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膊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却已无影无踪，等等。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时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定陵发掘中得到了澄清。因为孝靖椁板的西面有一墓志，用铁箍箍住。她死后安葬时仅为皇贵妃，无谥册谥宝，仅有墓志；迁葬时已具册宝，但原有的墓志也一起随棺椁迁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推算，她和万历相遇那年刚刚16岁，万历十八岁。志文“以四十年七月十七日卜葬”句中，“四十”、“七”、“十七”五个数字字体与志文并不相同，显然是臣僚作好志文后便刻石，空出日期，入葬时再补刻的。
以《明史》和墓志相对证，年月上亦有出入。如墓志上册封恭妃在万历十年六月，《明史》却载四月；死在三十九年，《明史》载四十年。墓志的出土，更正了《明史》的错误之处。
打开孝靖皇后的棺木，发掘人员首先看到的是一床平铺的织锦经被，呈鹅黄色，织杂花，锦上有朱红色经文。由于时代久远，经文字迹辨认不清，仅中部残存的“南无阿弥……”还可依稀认出。
掀开锦被，不见尸体，却塞满了织锦、金、银、玉等殉葬品。似乎不是盛放尸体的棺木，倒是一个珍宝仓库，各种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世界。
帝后陵墓的殉葬，同它的建造一样，自有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已有的发掘资料看，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并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么珍贵物品为死者殉葬。考古发掘证明，殉葬应是产生于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以后，人们在埋葬先人或同伴的遗体时，往往会想到他们生前所用过的和喜爱的东西，把它们和他（她）同时埋起来。其出发点大约有两点：一是作为纪念性的，不一定受宗教迷信观念的驱使；二是灵魂观念引起的，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