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经过征询该省文武官员们（这些人当时并不与我们对立）的意见后，于是便皇恩浩荡地恩准他们所奏，已不再有先前敕令中那些禁止修持基督教的成见了。我们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住院中，至今却从未有人想到指控我们对皇帝的敕令会造成违背。现在统治该省的穆斯林均已坠入了不受信任的处境，这是既不能预见又不能预防的事。刚刚传来了将我们全部转移到澳门的命令，这道命令被迅速地执行了，其情节对于我们则太严厉和太残酷了，正如您通过我下文向您介绍的细节将要看到的那样。
该年8月18日，两名知县（tchihièn）广东的地方行政长官。——原注从其辖地的每座教堂中都请来一至两名传教士，并向他们宣布说，该省的文武百官希望我们全部撤退到澳门。官员提出的理由却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这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Z（〗102〖=〗他们以此来掩饰自己所采取决定的真实动机。南海县的知县对其县的传教士们说，人们害怕于该省中出现某些动乱，我们最好是避免因这次撤离而引起任何辱骂。番禺（Poanyu）县（即我们所在的县）的知县向我们提出的理由，则是所谓的“总兵”对我们的行为不满意，人们害怕他让人直接向皇帝告御状。所以，我们撤退到澳门住几个月，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的会长赫苍璧（Hervieu）神父绝对不会欣赏这种理由，代表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发了言。这些人包括教廷圣部的传教区司库米拉尔达（Miralta）、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罗刹（Rocha）神父。负责另一座教堂的赫苍璧神父强硬地向知县禀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敕”（皇帝的诏令）而居住在广州的，所以他才敢于指望高级官吏们会根据这道敕令，而诚心诚意地让我们留居在我们的教堂中，他恳求知县把我们那卑微的乞求一直上报到皇帝那里。知县答应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更体面地摆脱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对这一切早就洞若观火了，坚信自己只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对策，这就是直接诉诸高级官吏们，向他们呈递正式请求。
当那些被召至两知县衙门的神父们，将这一消息通报其他传教士们时，它将他们抛向了一种难以向您表述的沮丧和惊愕之深渊。我们刚刚从使我们感到震惊的痛苦折磨中恢复了一点，就有人在我们所有住宅的门上张贴“告示”〖=Y（〗103〖=〗（文武官员的命令），这就令人相当清楚地看到，当我们的传教士们被召至两知县衙门时，告示已经草拟好了。事实上，其中标注的时间是这一天的前夕。告示是这样构思的：
本省总督鄂指两广总督鄂弥达。——中译注（Ngao）、巡抚杨指广东巡抚杨永斌。——中译注（Yang）、萧（QuangfongtchinTsiao），为了维护治安和重整纲常，特颁布本告示：
这是一件不仅在本帝国，而且在其他所有王国中均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即绝不允许邪教存在。尔等这些西洋人来华传播汝国教法并诱惑吾民。闵浙满指闽浙总督满保。——中译注（Moan）总督曾于数年前呈奏皇帝，呈请准将尔等统统遣返你们的王国。皇帝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和宽厚为怀，仅满足于允许尔等修持汝教，允许尔等留居于其帝国。考虑到这些命令和这种宽容，尔等本应该闭门于宅中，只致力于个人完德的修持，特别是由于礼部明令禁止汝辈到处行走和举行集会。针对如此情节，现已向地方官吏们颁发了惩罚和驱逐你们的命令。因此，安多尼（这是西班牙方济各会士Antoine de la Conception修士的汉名）怎么可能会以行医为借口，而召集和主持集会呢？况且还伴以动乱与骚动，如同艾（Ngai）氏等人一样（他共提到我们在广州的三十个人中的十四人），这些人都同样地忙于传播你们的教法。此种灾祸与日俱增，粗俗之民受尔等玩弄的把戏所吸引，于是便受骗上当，男女混杂在一起。当然，这样一种行径绝对有违法律，它是无法被容忍的。这就是我向安多尼和其他欧洲人所强调指出的情况。位于香山县辖地的澳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被指定让欧洲人停留的地方。我将给你们三天期限，也就是说明天8月18日以及此后的两天，以收拾你们的物品并撤退到那里去，而且永远不许你们再返回广州了。如果你们不遵守预定期限，那么本官将命令直接负责的官吏们拘捕你们本人并将把你们作为罪犯处理。现在要由你们来摆脱这种麻烦了。本命令是不可回避的，应该严格执行。这就是我们于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那道告示想要做的事。
在这道文告传到所有教堂之后不久，每个教堂中便有一两名传教士就如共同互相串通一气一般，纷纷拥向我们的教堂，以在那里磋商应采取的对策，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开这样一种致命性打击的手段。有人建议要求一个较长的期限，以有充分的时间将这道命令通知我们在北京的神父，让他们在本命令执行之前便能获得对它的撤销；或者是当官吏们拒绝给予我们这种恩赐时，正如各种表象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必须等三个月的期限才能得到北京的廷寄），则向他们要求充分的时间以整理和收拾我们的物品；最后，如果官吏们强硬得不可改变，则要求我们三座教堂各有一名传教士留下，以管理已入宫的神父们的事务。我们的会长神父受命起草请愿状。当它已被准备好时，他便将请愿状通报了其他教堂的长上们，要求后者批准它。
次日，〖=Z（〗105〖=〗每座教堂的一名传教士都前往总督（Tsongtou）府和其他官吏们的衙门中，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不友好的接待。无论是他们的请状，还是其“帖子”（tietse）都不能被传送进去，他们只好一无所获地撤退。只有房玉章（Cordez）神父丝毫不气馁，他前去拜访鞑靼族将军（TsiangKun）和镇守（Tsingcheou，城市的军事指挥官），他与这些人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请求他们将我们的请状呈奏地方官吏。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武官，这类事与他们无关，所以他只以一种客气的方式和带有许多中国式殷勤的大肆渲染而给予拒绝。此人仍然丝毫不灰心，于是又去寻找知县，其教堂就位于该知县的辖区内。他完全有理由自我庆幸，在整个这场事件期间，都执行了别人非常慎重地委托给他的命令。那名官吏为了不使传教士们过分悲伤，于是便接受了请状。但官吏对此未做任何事，其答复仅仅是重新确认他只想离场而去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2）
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四处奔波之后，人们确实只能想到放弃了。然后，又张贴出了一张新的告示，并且贴到了我们的大门上以及城中所有的不同地点。虽然这道告示比第一道告示更富有谩骂和污辱性，但它却向我们显示出了一小缕希望的光明。因为它似乎将放逐者的数目限制在十四名，他们都是在第一道告示中被提到要被放逐的人，至少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不相信从中发现了这种意义。因此，只有十四名被提到的人准备启程离开了。但这一丝轻微的安慰也未能持续多久，当为催促我们离开而派到这里来的两名小官吏看到我们持这种观点时，都感到了很惊讶，但却承认这种观点符合告示的基本精神。〖=Y（〗106〖=〗他们前往请示大官吏们，获命是让我们放弃幻想！这样一来，再无疑问了，必须认真地想到撤离而去了。以下就是这道告示最前面的几句话：
我鄂总督、杨抚院（fouyuen巡抚）、萧（QuangfongtchinTsiao）作如下声明：
中国人自己必须自己寻找工作以求谋生，并拥护帝国的法律。这就是说要遵守礼仪、温良和廉耻。今天却出现了西洋人想传入一种与国法完全相悖的教法。先帝广施浩荡皇恩，曾允许他们立足于本帝国。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特别恶毒和邪恶呢？数年之前，满（Moan）总督发现他们以其邪教诱惑福建民众，于是便上奏皇帝陛下，必须将他们全部从大清帝国驱逐出去，将他们遣返至澳门，以便他们再从那里返归其国。但皇帝陛下出于巨大的宽容，只满足于将他们流放于本国广州城，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到他们具有了某种不满的新原因为止。一种如此之大的恩惠，值得他们出于感激之情，而在行使教务时有所收敛，但发现他们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未作任何改善地继续其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民心并促使民众接受其教法之归化；在他们的节日期间，男女基督徒就如同失魂落魄一般地奔向其聚会处。社会底层之平民出于愚昧无知，或者是受到希望获得的金钱之诱惑，故厚颜无耻地跪在了神父们面前；同样也受到引诱的〖=Z（〗107〖=〗女子们则于家宅中聚会。在这样多的人群中，该会犯下多少罪行啊！勾引和堕落只会与日俱增，我们的习惯法横遭破坏，我们的风俗已遭堕落，淳朴天真的行为已经绝迹，人们是否认为如此之大的混乱仍会使人既不感到痛断肝肠，又不会令人义愤填膺呢？最适宜的办法可能是严惩民众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我们更喜欢给予他们自我改正的时间；我们只满足于向澳门放逐安多尼与已经指定的十四个人。所以，我们对这些动乱再不作其他任何追究了。这就是我们向民众和士兵发表的这项声明的目的。
因此，你们只要血管里有鲜血流动，无论你们忙于研究文学还是耕耘土地，无论你们是工匠还是商贾，都应该敬重和尊重你们的父母，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家长，难道你们不能通过这种工作而获取能养活你们的孩子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会做出利用鄙卑的西洋人之无耻行为呢？你们这些女子都是在宅院闺阁中长大的，难道你们不应该在那里学会保持贞操吗？贞操本是你们性别的荣耀。因此，你们相信这些可悲的外国人的手段吗？你们今后必须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忏悔，重新恢复遵守与你们的身份有关的义务，父亲应教诲其儿子，丈夫应教化其妻子。你们应放弃这些混乱，重新走到道德的正途上。如果你们自己作出改正，那么就值得让我们把你们视为不愧于光辉灿烂的本朝的臣民，我们也将会忘记过去。你们不要如此顽固地想坚持自己的糊涂盲从。〖=Z（〗108〖=〗既然你们生活在人类中，那就得像人一样，而不要像牲畜一样，有辱于你们的先祖和后代那样生活。我们鼓励你们这样做，我们也希望如此。这就是本声明的目的。
在这份告示中散布的污言秽语和粗野谩骂，只对我们稍微有所触动。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官吏们的斥骂和谎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道告示不会改变那些熟悉基督徒群体者的思想，但使我们感到无限悲伤的事情，却是将我们驱逐的粗暴方式，以及让我们作准备而留给的很短暂的一点时间。因为从我们确信必须离开广州的时间算起，直到我们必须乘船启程的时间之间，只留给我们二十四小时的光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又怎能将我们教堂和住院中的书籍、家具一应物品打包装箱呢？何况还有我们所有那些被从各地教堂中驱逐出来的传教士们从各省带到广州来的小件行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的住院中更加不可能，因为那里有大批被驱逐的传教士。我们认为可以作出某种勤奋的努力，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将部分东西留给几名仆人看守，允许我们把他们留在我们的住院中。至于我们随身携带的很少一点行李，尽管我们非常注意，仍未能逃脱中国人的贪欲。在从我们住院到达河畔的短短路途中，他们隐匿了我们不少的物品。但在这样严重的一次灾难中，我们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更大的感情触动。我们对什么更为敏感呢？这就是发现我们被迫留下张貌理（Du Baudory）神父的棺材（guantsai），我们本来正准备为此人举行葬礼。〖=Y（〗109〖=〗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于几天前才故去，而且是死于一种你们所知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中，这就是说死于与上帝的一种经常不断的结合之中。我们是在圣母升天节（Assomption）这一天失去该神父的。这种形势非常令人注意，因为它如同是为在其生平与圣者斯塔尼斯拉斯（Saint Stanislas）生平之间的相似性中，又加入了这浓重的最后一笔。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他也步行前往罗马，以向尊敬的会长神父请求获得加入耶稣会的圣宠；他也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