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家庭，系由一名方济各会士归化和受洗，安多尼（Antoine）修士由于行医而成了全城最著名的明星人物，其名被登录于回教徒们呈奏官吏们的所有诉状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位修士的名字在将我们放逐到澳门的所有命令中，都居于所有传教士的首位。这就使人怀疑是回教徒们煽动起了这股浪潮。仍然支持这种猜测的因素，便是一名由巴黎神学院的传教士在暹罗培养的中国人，自数年前便已晋铎。他曾从其藏身地广州写道，那里全城都有谣言传说，人们知道操纵这场阴谋的回教徒的名字，甚至知道他为此而开销的金钱数目。其他人声称，这场灾难来自更远的地方，正是皇帝本人出于他对基督教的厌恶，才让其官吏们下达了向我们发动这场诉讼的密令。这些猜测中的每一种都有其支持者，我只满足于向你们介绍这一切。
我们希望由宫廷对官吏们的判决作出某种减缓的决定，但我们甚至未收到我们那些在京神父们的任何书简。然而，官吏们并不满足于将我们驱逐出广州，而且还前来向澳门城的住院令人传达他们的一道新命令。它是由当地官吏亲自传达的，他们通过此人而命令把我们遣返回各自的国家，也就是把我们作为以其邪教教理而毒害中国的人看待。〖=Y（〗118〖=〗我们于本处所拥有的四至五名主教，现在正忙于与澳门的主要居民讨论有关应对中国人作出答复的问题。如果这种答复在我被迫将这封书简寄给我们的法国船之前出现，那么我将会就此问题而通报您。在等待期间，我于下文提供我们官吏新判决的译文：
本香山知县，奉上司命令：
今朝雍正十年九月三十日，我收到了上司广州总督的一道命令，它是于二十日由三名军官送达的，其内容如下：安多尼和该教其他洋人的行为不端，他们开设教堂并吸引民众信仰其教法，本官发布有关这一切的声明，命令本省按察使司将他们严加看管地押解到澳门，〖=Z（〗119〖=〗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但后来考虑到这都是一些邪恶的人，他们只想着传播他们那恶毒的教法和诱惑民众。如果让他们滞留于该省，那就会在那里留下一个会使人感到恐惧的一切灾难进入的渠道。经过一次新的磋商，我们认为最好是迫使他们于秋后全部乘船离去，以返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并将我们的看法呈奏皇帝。皇帝陛下批准了奏折，正如我们的司务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据此而将本命令送达按察使，以使他再转交给香山知县。后者应负责将此命令传达给澳门的欧洲官吏，并以此而促使他执行这道命令。这就是说，这位安多尼，以及在不同时间被押解至澳门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的所有西洋人，当一旦有船舶准备出发赴欧时，便在严密押解下，根据此处所附命令，让他们登船启程；他还必须负责在一种司法文书中提出其看法，以供仔细研究。如果出现有人不服从这道命令时，我们希望通过法律渠道立即掌握事态。我们可以依靠这种法律渠道而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某些失职官吏。因此，每个人都应注意不要以玩忽职守罪而招致惩罚。
我们的按察司按照所要求的程序而接到这一命令后，我便将此命令通过知府而转交香山知县，并将该命令下达给他，以使它刻不容缓地被遵照执行；当有船舶准备好出发赴欧时，他就应该让安东尼以及在不同时期分别交给他的其他人，按所附名册，让他们登船启程；他应负责以一种法律文件而为他们的出发提出一个时间；〖=Z（〗120〖=〗如果出现上文提到的命令遇到了某种违抗的情节，我们希望以我们可以依据的一种相应的法律形式，而对有关人员实施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他特别要负责尽快地向我们传达他收到的本次送达的内容。切切此令！雍正十年十月三日。
那些统治澳门城的人询问四名葡萄牙主教和本处四大修会的会长，他们对于官员们的这道命令的想法如何。澳门主教于数天前告诉我，他的看法是：1。必须在答复中加入对中国人辟基督教之所说作出一种简单的批驳；2。他们在宣布自己属于该宗教的同时，还必须补充说明，他们将传教士们作为自己的父亲，这种宗教不允许他们执行因传教而招致对自己的判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他的主教和宗教修会会长都会持同一种意见。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很容易出现很大的麻烦。由于中国人或者是亲自负责把我们赶走，在此情况下怎能摆脱他们的追捕呢？或者是如果该城坚持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就要威胁该城。这样一来，澳门居民便会都害怕中国人而坚持请求我们同情他们，让我们自己撤去，〖=Y（〗121〖=〗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一件事。使我们于今年产生某种希望的则是，他们不急于回答，而是决定等待第二次催促。在这项答复传到官吏之前，会为他们传来新的命令，前往欧洲的船只即将出发。
在我给你写此封书简的时候，我们获悉了针对我们的住院和教堂所作出的决定。官吏们令人掠走了其中留下的一切，让人装了许多船，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这些船舶。他们同样也为我们的住院确定了价格，其目的是让我们接受其价钱，某些人同意接受这笔钱，其他人则主张拒绝它。这些人提出的理由如下：1。这一价格要大大低于其公正的价值；2。必须交付合同，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在希望返回中国时而要求返还合同的手段。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占上风，即使所有人都打定同样的主意都一样。
至于仆人，他们至今都仍在看守着这些房子，官吏们似乎从未虐待过他们。我们觉得那些不在广州的传教士，将都被遣返回其本省。但可以肯定，八名或十名基督徒被流放到了海南岛。这些人全部或大部分人都是那些要经受有关传教士们行为的多次审讯的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5）
我们不停地抱怨，声称这场教案会必然无误地对宗教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一旦这条新闻由此而向各省传播，在所有的基督教社团中该会有多大的恐怖啊！即使官吏们未接到宫廷中的任何命令，人们也会看到该有多少人自告奋勇地从事对基督徒们最准确无误的搜捕啊！有多么少的中国人才敢于选择一种被列于邪教行列的宗教，该宗教已成了政府攻击的目标！秘密地分散到各省的传教士们，是否可以不被识破地在那里居留很久呢？如果我们甚至从澳门被驱逐出去，怎样才能使他们坚持获得必要的支援呢？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可供思考和哀叹的一种很广泛的内容。
您可能会问我，是否已没有任何能找到挽救如此严重灾难的一剂良药的机会了呢？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最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人们可以于本朝皇帝在位期间，能够理智地指望获得一种最理想的结果，他们将其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皇帝身上了；其他人则认为，传教士应该发动一场能够于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的辩护，于其间可以介绍基督教教法的圣洁性。这就是我们的一位主教的看法。当我们到达澳门时，人们甚至讲到让人于夜间在广州张贴这份辩护书。但此方法除了不可行之外，大家于此问题上遇到的其他多种障碍使这种观点破灭了；某些人认为北京的神父们可能在以后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只有他们才能权衡此事是否可行。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谨慎。然而，许多人看到了其中的严重困难，它们会使人害怕这种举措只会带来彻底毁灭住院的结果，使人将那些甚至在北京的神父们也驱逐出去。因此，几乎再未为我们留下任何合乎人情的希望了。我们只能得到留给我们的一点点上帝对该民族的圣宠和慈悲之垂顾了。
当众人正在澳门等待知县的第二次勒令时，却传来了总兵的一道新命令。总兵的命令提到，获悉在本港口有一艘准备驶往“西洋”的船舶，他已命令将该船舶启航的时间通知他，以使他能够让我们乘船离去。〖=Z（〗123〖=〗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西洋”共分为两部分，即“小西洋”印度和“大西洋”欧罗巴。然而，这样一来，“西洋”二字不用作其他解释，在通常用法中始终指欧洲。如果总兵取该词的此义，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他讲到的那艘船只驶往果阿，其他的船舶也只驶往印度的其他港口。但由于中国人的地理学概念并不太精确，他们显得绝对希望将我们驱逐，这些人大权在握，故我们非常害怕，颁布这道命令之后便会立即付诸实施。虽然澳门居民们的决定是秘密采取的，但它也会在某处泄露，并且很快就会传到官吏们的耳朵中。
我在一种极大的痛苦折磨中结束这封书简，当我不急于将它送到已准备从广州启航的法国船上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再向您通报更多的其他内容了。我将这项令人沮丧的使命交给你们的圣祭来决定吧！顺致崇高的敬礼！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
（1755年10月18日于北京）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去年通过我的一封书简而获悉，在广州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他们都被从该省府驱逐出去并被流放到了澳门。您可以充分估量如此悲痛和如此出乎预料的消息，会将我们抛入痛苦折磨中的程度了。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广州的官吏在未得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严厉程度的。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皇帝，以恳求他至少允许三四名传教士留在广州城，其目的是为了在那里接受从欧洲寄给我们的书简和其他东西，并使我们能安全可靠地在北京收藏它们。
皇帝召见了五名在北京的传教士。他首先以为其在广州的官吏们坚持的行径辩护而开始高谈阔论。他后来又说道，他只是在这些官吏们反复提出强烈要求（多达三次）之后，才同意驱逐传教士的。当时的控告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无法克制自己而接受他们的意见。此外，〖=Z（〗125这一切对于我们那些留在北京的神父们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商船从此之后便只会在澳门经商了。这将对我们比那些留守照料我们的东西的人更有利，居留于澳门比在广州更有利，这些船只不可能再返回广州了。
我们回答他说，没有任何葡萄牙船舶在澳门停泊；诸如欧洲船那样的大船无法驶入该港口，因为水量不足，即使它们可以进入，该港口也因占地面积太少而无法接受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船舶；最后，澳门并不是一座商业城，它甚至无法提供欧洲船舶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们以卑谦的口吻做出了这一答复，但它肯定会使中国皇帝感到吃惊。他对我们说：“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那就允许你们的三至四个人返回广州，以在那里充当联络人。”他接着便命令国家各部院再向我们询问同样的事实，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澄清，并将其命令送达两广总督和巡抚。他们奉钦命之后，又向皇帝上了一本，其言辞比过去的本章更加激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于其奏本中放肆地攻击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攻击被放逐到澳门的那些人。他们于其中附上了一幅澳门港的地图，这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绘制的，以便能推翻我们向皇帝提出的一切恳求。
当皇帝收到此本之后，他立即把它交给大臣们，以便向我们通报，并向我们询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的回答。〖=Y（〗126我们为此而感到了恐惧。其中该充斥着多少虚假的控告和粗俗诬蔑之词啊！我们要求允许我们誊写该奏本的一份抄本，以便用陛下感到满意的方式对这些参奏做出回答。大臣中的某些人反对这样做，因为皇帝的钦命仅仅讲到要向我们宣读，而不允许我们誊写抄件。然而，鞑靼族大臣鄂尔泰（Hortai）认为让我们誊写一份副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他将该奏本交到了我们手中。现在没有必要把它寄给您了，因为您通过我们所作的回答，便可以充分地对此作出判断，下面就是忠实地由中文译出的答复：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733年1月31日），戴进贤（Ignace Kegler神父，钦天监正）和其他欧洲人，利用由广州总督和巡抚上奏皇帝一道奏本的机会，答复了我们就外国船在澳门港抛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