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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力，〖=Y（〗176则必须获得他们的欢心，以他们大都一无所知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学习的博物知识，来赢得他们的尊重。没有任何办法能更好地促成他们在基督教的神圣真谛问题上聆听我们的说教了。我还必须在这一切之中补充许多献殷勤的语言，以及听取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难题之耐心，无论这些难题是好还是坏，都会显示出我们重视他们的才能和个人功德。由于这些巧妙的谨慎方式，才能使宗教真谛于人们无意识中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中，深入到他们的心中。
我现在来讲您的信，它是对我有幸于1730年12月致您的信的答复。我于信中向您指出了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传播到中国时都很晚的大部分原因。您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我对此提供的理由之可靠性。但您会遗憾地感到，中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在一片如此美丽的蓝天下，处于与我们的第一批天文学知识的出处迦勒底和埃及一样理想的方位中，中国人却再未于这一学科中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于所有那些仅仅从遥远的地方窥伺到中国的人来说，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推论的。在古希腊的骑兵司令们计算星辰，确定其大小，提出比前人能更准确地计算日月食的公式时，托勒密（Ptolomée）在未使用望远镜和天文钟的情况下，便研究天体，确定了自己的天文学体系。我认为，这一时代正相当于中国大汉王朝的第五和第六位皇帝执政年间。中国皇帝也有数术学家，他们可以继续和改进先人于数世纪之前已经开始的工作，正如史书所证实的那样。〖=Z（〗177因此，他们为什么会在如此之好的成就中裹足不前呢？我认为，那是由于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具有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天资，这就是一些迷信的、懒散的、厌恶任何专心用功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更喜欢一种现实的和扎实可靠的利益，而不是曾在天下发现过某种新东西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和无实际利益的名声。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3）
更有甚者，我还补充说，他们至少也像你们欧洲人所希望的那样害怕新鲜奇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现象是太重的负担。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最低代价，便是自费多次旅行，而且往往是在一个很不舒适的季节，前去向朝廷禀报，而朝廷有时在城内，有时又在行辕。在那里人们把它们视为带来不吉利消息的征兆。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天空出现的任何新天象，几乎始终都表示天对于统治人间之主，或者是对于践踏民众的酷吏的愤怒。这可能会在帝国中煽动起叛乱。我很乐意把那些日夜坚守于北京观象台的人，与只希望看到敌人接近的军旅中的探马或前哨部队相比较。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天文学家们从来都没有类似的可怕情况。相反，他们都受到了支持、帮助、赞扬、鼓舞和保护。他们未用文字留给我们任何从外国得到的帮助，这可能是为了不因与其他多人分享这荣耀而减少其分量。〖=Y（〗178这很可能也是（这一点的可能性最大）他们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有天才与几何般准确的思想。
无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如何，如果今天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最佳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有自我安慰的理由。但现已显得确凿无疑的是，这始终是指同一种事物。始终都会有些天文学家、一座观象台、一个充斥着那些以常规而推算日历，并且在天文图正确的情况下，能相当好地获得成功的人员的钦天监。很多的工作，很大的开销，致使每年都能做到成功地编制一部历书，以便向各地颁布。王朝变迁本身丝毫不会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在此情况下，始终都必须使登基皇帝以监制或钦定一部历书而开始，把它视为帝国政府的一种主要文件。
我觉得，我有幸在关于中国纪年问题上向您所写的内容，开始消除了您在《哲学的妥协》中读到的那篇颇有教益的论文中产生的顾虑。我自以为是，当您收到我于今年5月写给您的信（它已被寄往广州，附有作为本论文之基础的一页中文文献）时，您将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于同一件邮包中还寄出了中国“经”书之木刻版，共有六卷，附有简单的解释。我又从中附上了一页用百种不同方式手写的同一个中文方块字，这个方块字是指人的年龄的“寿”字。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使您感到高兴。
我将更详细地回答您向我询问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我的头脑中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中国的多数传统似乎都发祥于埃及。你们说：“历史告诉我们，〖=Y（〗179塞琐斯特里征服了恒河两岸的民族，他们又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他可能到过中国，他为什么不会在那里建立某些聚落呢？”您以中国多种习俗的归纳法而确认了这种假设，而这些中国习俗又几乎完全符合埃及人的习俗。
先生，如果说有些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历史事实，那么我却有更强有力的理由来推翻它们。您可以通过我向您讲述的这一切，来对此作出判断。征服者塞琐斯特里大约于公元前15世纪时执政，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第十一位和第十二位皇帝时代，即商代第三个世家。我们觉得相当可靠的事情，便是塞琐斯特里向亚述人（Assyriens）和斯基泰人（Scythes）发动了战争，征服了腓尼基、叙利亚和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史学家向我们断言，他只在九年间曾离开其国。他于此期间中断其征战而班师归国，因为他授权对其王国摄政的兄弟阿尔马易斯（Armas）正在设法篡位。但是否同样也可以肯定，他将其征服一直推进到恒河流域，并征服了那里的民族呢？这只有我在刚才讲到的远征之后才能实施。如果他从恒河流域来到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区，并且建立了作为其胜利之纪念物的圆柱，正如人们断言在世界各地都是这般行事的那样，其后便返回埃及以驱逐其弟，如果这一切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话，那至少也是令人很难相信的。因为在这一时代，〖=Z（〗180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绝没有现在这样通畅易行，尤其是对于一支大军来说，更为如此。我甚至怀疑对于骆驼队非常有用的布哈拉和萨马尔罕那类的城市，当时是否已经在印度存在了，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有益于商人和旅行家的类似站程。
人们也可能会说，塞琐斯特里是否只派遣了其军队中的一支先遣队，以打探该地区的自然及其居民的特征。我回答说，从这一时代起和甚至是在此之前，中国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那里，惟有使节们例外，并且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侍从。人们友好地接待他们，向他们赠送厚礼，派人友好地护送他们到达边境，却又不允许其中的任何人留在中国定居。这就是至今仍对所有使节实施的政策。
人们可能会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的和自认为是世界之主的塞琐斯特里，卑躬屈膝到了向中国遣使求和的地步，那是否认为他当时已经了解中国了呢？我认为，他更应该是形成了进入中国并征服它的目标，他也坚信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给他制造更大的困难。对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历史中也未曾为我们留下任何踪迹，虽然它经常讲到某些近邻民族的入侵。如果人们愿意的话，那还应该从中加入某些由于偶然巧合而正在那里的埃及人。至于我，我却更趋向于相信，这一时代的埃及人与中国人根本互不了解；这两个民族各自都相信其帝国为世界第一帝国，或者更应该是惟一帝国。
先生，我知道我刚才所讲的一切完全是以一种或然性为基础的，它似乎可能会通过您对两个民族习俗的比较而不攻自破。您对我说：“您在这个或那个民族中发现了使用象形文字的习惯；在中国就如同在埃及一样，〖=Y（〗181以社会等级和部族来划分社会集团；他们同样执著其古老的习惯，同样都尊重父母和老叟；他们同样都热爱科学，特别是热爱天文学；中国有元宵节（灯节），埃及则有光明节；两个民族都有灵魂转世论，可能还有职业的终生制。您说，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帝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先生，我承认这种可能性还会向更远的方向推进以进行比较，从而首先激起并形成了支持本处所指相互关系的一种偏见。但是，如果人们更深入和更仔细地对它作一番研究，那么我们就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它无法清楚地得到证实。我们就从象形文字开始论述吧。
据组成象形文字的两个希腊字的原形来看，埃及人为指其宗教及其伦理的信条，所使用的都是象征符号或神像。希腊人非常欣赏并大肆吹嘘埃及人的这些神像。由于继希腊人之后的许多欧洲民族，发现它们被雕刻在漂亮的柱子上，于是便轻而易举地相信其中有神秘的内容，但他们对这一切却丝毫不理解。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西方在这些时代尚不了解中国，又偶然地收到一篇中文碑铭，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欣赏它；而且在那些希望表现自己无所不知的学者中，也会有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提出一种解读来。
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成不变的吗？难道人们赋予这些文字的意义高度固定，以至于人们无法改变它们，而且它们始终都意指同一种事物吗？这其中只有宗教奥义吗？是否有些普通人也以常见的世俗意义而使用它们呢？〖=Y（〗182埃及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它们呢？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但是，为了能够指出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利用了另一方的发现，则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这一切。
中文方块字只能不精确地被称为象形文字，它并非是为了供神圣的事物，而是为了供世俗事物使用的。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可以使我们对一种事物产生某种概念。但这不是通过它与其所指事物的任何关系，而是由于人们希望以某种符号指某种东西，与它们的发音基本没有多大关系。这样一来，其后的不同民族都使用了汉文方块字，诸如日本人、高丽人、交州人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语言的发音来读汉文方块字，并且赋予了它们与中国人相同的意义。
这些符号如此抽象，以至于人们经常可以变化其笔画数及其外形，而又使之保持着同样的意义和代表着同样的思想。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是否也一样呢？毗邻民族是否也使用它们呢？是否有供世俗生活使用的所有象形文字呢？同一个象形文字是否可以根据在语流中的不同用法，如同在汉文方块字中那样，而具有不同用法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4）
汉文方块字是由仓颉所创，他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当时在埃及就已经有象形文字了吗？先生！您在此问题上可能比我知道得多得多，本人在此问题上从不敢妄下断言。我仅仅猜测到，埃及人和中国人是最早创建了伟大君主国的民族，他们可能需要符号和方块字以书写其法律和治理其民众的条文，〖=Z（〗183而且他们是各自为政地想像出来了这一切。为此，没有需要使它们共同传播。难道大家不是经常看到，许多新发明是几乎同时于欧洲的不同地点开始出现的吗？
至于职业的永久性问题，这一点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相反却是只有很少的中国人愿意学习并继承其父辈的职业，从未曾有过强迫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一旦他们赚点钱，便进入了商贾之列，个别人甚至试图变成小官吏。我于此看到过四五个这样的人，他们有的为我们做鞋匠，其他人则做裁缝。他们离开了其店铺前往各省流动，在三流城市中做小官吏。
灵魂转世论却不能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一种晚期的理论，始终为中国所陌生，它在中国如同对待一种来自外国的瘟疫一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