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那些不懂分辨一种错误或出于疏忽、无知，还是出于别的为了使用他们计算，而向他们指定的天文历表和天文原理中的荒谬之人的恐惧下解脱出来。
有人曾说过，事实也确实如此，皇帝们曾为钦天监花费巨资。但这些花费只能维持钦天监的日常运行，功劳并未受到更好地犒赏。已故的康熙皇帝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作为就比其数位先祖多得多，他必须继续从事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事业。但是，有人认为他再没有任何可做的事了，因为已达到了至善至美。根据这位伟大皇帝的敕令而编纂的天文学文集大全，在其继任者雍正皇帝的关心下，最终刊行于世了。它已被印制和发行本处可能是指清圣祖撰，雍正元年（1723年）的刊本《律历渊源》。——中译注，这就是不变的律历。如果在后世，天体与此不符，那将是证明天体之误，而不是计算者们的过失。最后，人们永远再不能仅根据表象而触及它，除非是在季节中发生了变化。
阻止这些科学发展的第二大原因，便是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如果说中国于其近邻中有一个专修科学的独立王国，其作家们能够揭示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谬误，那么中国人便可以从其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皇帝们便会变得更加注重推动这种科学的发展，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更愿意采取去征服该帝国的行动，以迫使该帝国保持沉默并迫使其谦卑地接受历法。这并不是人们首次看到中国人为了一种历书而发动战争的先例。
在中国国内没有更多的竞争，或者是这种竞争如此脆弱，以至于人们觉察不到它。这一切均出自我已经讲过的情景，即天文学研究绝非是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仕途上的平坦大道则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这就是要学会从事他们所说的“文章”（Ouentchang），也就是说针对所论述的内容而彬彬有礼地书写，使用精心选择的和适宜的章句。世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而高中进士的等级。人们一旦获得这一学位后，就会获得荣誉和声望，舒适生活便会接踵而至，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官吏。甚至是那些等候官位的人（一般都不会缺少他们的官位），也将被迫返归故里，在那里受到当地官吏们的极大善待。官吏们会使他们的家庭不受任何欺压，他们在那里享受多种特权。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3）
此外，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认为为了中进士，则必须终生埋头苦读圣贤之书。在每三年于北京举行的一次开科期间，那些高中进士者（其数目确定在一百五十名），一般均年为年长二十四至三十岁的青年。我曾见到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尚不足二十岁，他们不仅是进士，而且还成为翰林院学士。
翰林学士是从最精明能干的进士中选拔的。那里组成特殊的有司衙门，设于宫中。其职能是极其受人尊重的。他们负责修史，皇帝于重要事务中咨询他们。外放各省的官吏要从他们之中选拔，以在那里主持审阅投考的举子们为考中秀才或进士而作的文章。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期间，在每三年入宫应试的所有举子中，会从中选拔三百名中进士。满洲的鞑靼人入主中国中原之后，将这一名额压缩得到了一半。这一年，皇帝共对四百名举子实行殿试，但殿试人数的增加却未能对此后产生明显效果。然后再让这些人通过复试，以从他们之中选择第一名，叫做“状元”（Tchouangyuen）。这一天皇帝使他享受到极大的荣誉，以其成绩而获胜并被选中的那个人，当时尚不足三十岁。名次最接近“状元”的两名高中者的年龄也不大。第二名叫“榜眼”（Pangyuen），第三名叫“探花”（Tanhoa）。
先生，这就是支撑中国人努力研读的原因；这就是让他们于头脑中牢记他们称之为“经”的古籍，学习并牢记经过选择的各种章句以及他们模拟的大批精彩文章（他们有时还在某项紧急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试中，将此据为己有），而苦度无数日夜的原因。
此外，我讲到的那些人并非仅仅是通过天才的力量和超群的记忆力优势，才能于二十岁之前高中进士。他们应部分地归功于其家长为使他们变得精明能干而花费的心血与开销。我认识这些青年进士中的一个，其父亲本人也是进士。他家的餐桌上经常有另外三名进士，父亲为他们支付高薪，以让他们照顾其儿子。其中的一名进士教该青年学习作赋和诗；另一位则教他练习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习字；第三人则向他传教历史要义，某些王朝衰败以及取而代之者兴盛的原因。人们正是以这种交谈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伦理准则、皇帝的道德、使某些家族一举成名的某种少见的对皇帝的忠诚表率，灌输到了举子的思想与心灵之中。由于该青年具有活泼和敏捷的思想，所以很快就变得如同其师一样博学了。
如果从君主体制创始之初起，就已经确定应该有些天文进士和其他的几何学家，仅在经过严格的科举之后，才会在钦天监中接受他们。但到了后来，当他们表现出了其专心用功和成绩斐然时，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某省的总督，或者是宫中各大部院之正堂，数术学和数术学家确实更受人尊重。我们今天应该进行一大批颇有价值的观察，那样将确实会使我们避免走漫长的弯路。
但是，正如我于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只为他们自己工作。显然中国人致力于天文学研究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所有民族，可是他们只有在天文学对于其目的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致力于此。他们始终如同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继续做下去，始终做得都很平凡，无法希望他们可能偶尔也会飞得很高。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他们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这种被用于推动科学发展的焦虑不安”，而且还是由于他们仅局限于做那些完全是必不可少的事，他们根据自己设计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安定的观点，不相信为了那些既不能使他们变得幸福又不能使他们安宁的纯思辨科学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麻木不仁和妨害自己的思想进步。
这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却也有其例外。先生，您声称：“非常惊讶的是，性格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偿，均未在中国人中产生几个为整个后代开辟道路的特殊思想家。”我可以回答说，这里有些人是举世稀有的特殊人才，但他们既未受到支持，又无人步他们的后尘。我们见过某些中国古史学家曾谈论过直角三角形，就如同是讲述一件普通的和经由著名的周公解释过的事情一般，周公生活在公元前1100年时。我曾风闻有人对已故先皇讲过，直角三角形是中国最古老的知识之一，有人声称著名的禹皇曾使用过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就不再是享有此项发明之荣誉的人了。他们对于宋君荣（Gaunbil）神父于其天文学史中介绍的十九年的时期及其他观点的说三道四，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创造思想，而其后世之人却忽视了走上已为他们开辟的道路。
无论中国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基础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肯定，中国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推动发展这门知识，现今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已不那样先进了。真正的不幸是中国人后来很少为此而具有忧患意识，只能培养思想上的纯思辨，科学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中国人更为喜欢星相学。人们总会对中国人说，他将会做大官，那么他会当场得到让占星家得到报酬。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只有盲人才介入司法性的占星术，他们主宰世人的祸福。当有人向那些多少略知一些事理的中国人抨击这种缺陷时，这些人便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很乐意听那些能使个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和他们希望自己崇高伟大之意愿的言论，但他们并不会头脑相当简单地认为那些盲人具有一种懂得未来的可靠知识；只有一个轻信的民族才会相信那些盲人的卜辞预言，他们始终是一种骗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将这类人恭请至其府上，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方式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操作仪器，精于计算并且善于轻松地讲故事。
您又补充说：“但是，难道不是汉语出于其相当的困难，而对于那些希望坚持从事推理科学的文士来说却形成了一大障碍吗？他们学习文字、符号和语调而度过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您向我提供的那些带有精湛总结之细节的鞑靼——满族人语言的内容，使我坚信，如果它能占优势的话，那就会排除这一障碍。”
不，尊敬的先生，汉语决不是发展思辨科学的一大障碍。如果本朝的整个官方当局都能够成功地引入鞑靼语，并以它取代汉语（我不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那么科学也不会由此而得以发展，其原因正如我所介绍的那样，而且它们始终都存在下来了。任何外国人都确实会更喜欢鞑靼语，正如您所做的那样，汉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我并不是仅仅指那些只会讲他们自己语言的汉人，因为他们无法作一种比较性判断，而是指那些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人。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国的进士们，他们懂得鞑靼语的所有精巧和细微之处。人们在钦天监中放置了许多译本，以将汉文书籍译作鞑靼文。由于他们指出了汉语的所有优越性，所以我相信他们或出于虚荣心，或者是出于对其母语的成见，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曾请教过某些非常精通汉语的满族人的原因。他们首先便从赞扬自己的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字来开始侃侃而谈；〖=Z（〗061〖=〗但他们后来又承认在汉语中有许多细腻的表现手法、绝妙的词组以及满语不可能达到的简练程度；少数汉文方块字在某种场合下，于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典雅的和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表达的概念；如果说汉语在交谈中可能会出现歧义，那么在书本中却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4）
先生，您看到了我与您一样，接受那种认为中国人于思辨科学中所取得的很小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惊讶的观点。您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弱点。但由于您害怕冒犯一个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尊重的民族，所以似乎已经谅解了该民族，赞扬了它所具有的真正受人尊重的地方。这是我在阅读您的书简中下面一段话时产生的感想：“此外，难道您不认为中国人因此而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受人鄙视了吗？相反，经过全面仔细的斟酌之后，我几乎快要不再那样崇拜他们了。完全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虚荣心，完全可以略微作为他们在科学上取得的很少一点进步之安慰，他们可以在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上回敬我们。中国人可以责备欧洲及其全部居民，认为他们在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政府和一种安定生活的个人品德领域中，并未获得巨大发展；显然自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西人在欧洲尚未停止谈论伦理和政治，但人们在其真正利益上却并不比在二千年之前更明智，也不那么轻率了。”
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是这样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待遇，而且既没有成见又不失公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论述您提出的使我受宠若惊那些质疑。〖=Y（〗062〖=〗您声称：“出自天文观察的可靠成果只会落到时代上，而不是落在历史事实之具体情节或特性上。实际情况是，准确的天文观察可以确定某个时期，而并不触及人们声称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之真伪。但这种困难是古代世俗史的共同特征。我们对于埃及、希腊和罗马人的历史事实又掌握有多大的可靠性呢？我不讲人们可以视为神话般的远古时代，而是讲公元元年之前数世纪的时代本身。在那些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作家之善意的学者中，该有多少争论迫使人确定评论准则，以辨别真伪，或者是尽可能地接触几近于真实的内容。”
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中国人如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曾有过其近邻民族那样的成见、兴趣或渴望，以歪曲或伪造他们的历史。这部历史是由对于主要事实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陈述组成的，而这些主要事实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他们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