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