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会？”
“被赦免，获得自由。”
莱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个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战火之中。圭亚那殖民地行政长官将这里平常表现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属于表现好的，因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监护人，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自愿组成该国陆军的一个特别营——步兵——在欧洲西部战线上抵抗该死的德国兵，我们会被考虑在战后予以宽大释放。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没有吸引力，几乎没有人报名，帕奎因神父问我为何不抓住这次机会，我告诉他我们的想法。神父替我们向当局咨询了一下，回来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我愿意为法兰西而战，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囚犯伙伴也这样，法国国际部都会保证战争一结束就赦免我们，还我们自由。实际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证：‘作为一个主的奴仆，以救世主耶稣的名义起誓，我本人保证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听我说，只要你自愿战斗，你就会被赦免。你会重获公民权和自由。我跟你这么说，不仅代表法国政府，而且以教会的名义。’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政府是什么东西！只有神父和教会确实可靠、值得信任。这样，和其他囚犯一起，我们答应自愿去服役。”
兰德尔觉得难以置信，“莱布朗先生，你是说魔鬼岛殖民地有一支特别部队被送回法国与德国人战斗？”
“千真万确。”
“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历史记载中读到它呢？”
“你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没有被广泛传播，”莱布朗说。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个部位他的残肢与假腿连在一起。莱布朗想了想，又开始讲，“在神父的鼓励下，我们摁了手印成了步兵。从圭亚那我们乘船出发，于1915年7月我们在马赛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国土。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团，我们在魔鬼岛的看守则成了我们的军官。我们拥有士兵的一切权利，除了一种权利——在军中我们从来不准请假，我们被称为魔鬼岛远征军，只接受享利·皮丹将军的领导。”
“你们参加真正的战斗了吗？”
“直接参加了，我们被派往费兰德斯打壕沟战。我们一直留在前线，从未有一些松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有人怀疑，但因为这里条件要比魔鬼岛好，况且神父又保证给我们自由，我们继续留在那里，像猛虎一般战斗。由于我们被监视着不能有一些懈怠，我们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战死沙场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战斗。还有6个月战斗就要结束时，我的左腿被德国人的炮弹炸烂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为了自由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当我在野战医院苏醒过来时，我认为这完全值得。当我痊愈并且学会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路时，停战协定签订了，和平降临了，战争也结束了。我还年轻，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岛远征军一道，我们庆贺我们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们等待着大赦命令的宣布。但我们却被带到桑德监狱，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质问我们的神父佩里·帕奎因——他受命做我们的随军神父，我问他这如何解释。他赞扬了我并感谢我所做的牺牲，甚至还像对待儿子一般拥抱了我，他向我保证，以救世主的名义，桑德监狱只是我们被释之前的暂居之处，本星期内我们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释重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一周过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们以前的哥萨克看守，还有无数新的看守涌入桑德监狱包围了我们，他们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来福枪将我们赶上火车，运到马塞港。在那里，我们被迫穿上了囚服并被告知，出于国家安定的考虑，我们必须全部返回圭亚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们的刑期。暴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门对着无数个枪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对他大声呼喊，他却毫无怜悯之心，他只耸了耸肩。我依然记得我们乘囚船离岸前我干的最后一件事：我向那个神父挥动拳头，大声叫骂，‘什么教会！垃圾！大粪！滚你妈的基督！我会报复的！’”
兰德尔不相信地摇摇头，“真有那回事吗？”
“千真万确，真的，就是那样的，现在巴黎的国防部或司法部的档案里就有记载。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圭亚那的魔鬼岛忍受蚊子、虫子、蚂蚁、酷热、沼泽、苦力、踢打——简直不如动物。但这一次，我有了活下去的更好的理由，那就是报复——对血肉之躯的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报复更强烈的动机了。报复心如蛇蝎的政府吗？报复那些满口谎言，两面三刀的教士吗？不！我要报复宗教对我的所有欺骗——这才是生活的大敌——比毒品、鸦片还要甚——带着对仁慈的基督的虚假的空谈。我的信仰被粉碎了，就像我的身体一样。在我们的囚船在圣劳伦——德——马洛尼把我们卸下时，我就设想了我的妙招——对所有兜售什么基督的人以致命一击——我的骗局会把教会对我的欺骗扳平。我设想了初步的形式：伪造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文。1918年，我再度回到圭亚那那年，到1953年由于殖民地条件差给法国带来恶名，法国清理委员会将殖民地放弃这35年中，我周密地准备我的复仇。”
震惊、着迷但仍怀着同情的兰德尔继续听老人讲述着。
作为一个模范囚徒，莱布朗被给予了比他人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凯银雕刻椰子壳、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盗窃、且伪造中世纪手稿（他与一个看守合伙将手稿寄往巴黎，看守提成30％，手稿通过看守卖给销售商），他无所不干，只为攒更多的钱买研究宗教的书。他还能买进材料来伪造银行支票，这些支票被折价卖出以换得钱来得到昂贵的宗教书籍来研究他的课题。
在第二次监禁的35年中，莱布朗使自己成了一名精通耶稣、新约、古阿拉米语、希腊语、羊皮书和纸草纸书的专家。1949年，由于他表现良好，终于获得了自由。不需呆在监狱，但必须留在殖民地。用粗劣的暗蓝外套换上已烂成布条的囚服。莱布朗搬进离圣劳伦不远、马洛尼河边的一个小棚屋里。他继续靠制作纪念品和伪造手稿维持生计。到1953年，殖民地被放弃，终身囚徒被送回法国的政府监狱继续服刑，莱布朗则和其他自由人一起，乘船返回了马赛，最终在法国的土地上被给予了自由。
重新在巴黎安家以后，莱布朗继续他的地下伪造生涯。他伪造银行支票、护照来挣钱以谋生和买那些贵重的他自己长期计划的骗局需要的材料。当他一切就绪时，他就永远离开了法国。在把一只塞满伪造材料的箱子偷运进意大利后，他跟着进了这个国家，在罗马找了个寓所开始实施他那令人生畏的伪造计划。
“但你是怎样梦想骗过那些学者和神学家的呢？”兰德尔想知道。“我知道你能精通希腊语，可我听说阿拉米语简直如天书一般，况且它是一个已消失的语种——”
“没有完全消失，”莱布朗微笑着说，“它目前在库尔德人的边境上的穆斯林、基督徒中依然存在。至于阿拉米语本身，就像你说的那样，就像天书一般——它现在是，以前也是，但我花了40年时间研究它，这个时间比我用在学法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我研究过文献学、词源学、语言学的学术刊物，上面刊登的论文是西莫皮特拉修道院的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和牛津的杰弗里斯博士之类的最权威的专家们撰写的。我还研究书籍，像德国的佛朗兹·巴桑达编的《圣经阿拉米语语法》。最重要的是，我是靠抄写来获得知识并进行研究的。我亲手抄了上千次，直到我能用这种语言得心应手地写作。它确实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不过经过努力，我总算精通了它。”
35
兰德尔听入了迷，他想继续听下去，“莱布朗先生，那些怪异的纸草纸和羊皮纸最令我迷惑不解，你怎么把它们做得连先进的科学检测仪器也被骗了呢？”
“那些羊皮纸和纸草纸并不是我制造的。”莱布朗坦率地说，“想伪造古代纸张的想法是愚蠢的。其实，在伪造过程中，羊皮纸和纸草纸是最容易搞到的东西。当然，也是最为危险的一件事。你知道，兰德尔先生，我不仅曾是伪造者，也做过小偷。我的朋友中有很多罪犯和小偷。我们合作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古时候的书写材料就到手了。通过观察研究，我知道每个分类的史初的经卷和抄本的地点，没有分类的我也知道。我清楚这些经卷、抄本被贮藏和陈列的每个公共、私人博物馆；我对那些腰缠万贯的私人收藏家也了如指掌。许多经卷开头或结尾处没有写字，还有许多抄本有空白的纸页，我就偷这些。”
这位老人的大胆令兰德尔目瞪口呆，“你能举个具体例子吗？我是说，是哪些经卷集子——在哪里？”
莱布朗摇摇头，“这个我可不能详谈。但我可以略微告知你一些。其中有几个地方是我们多次造访的。比如意大利的梵蒂冈图书馆、突里诺图书馆、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瑞士临近日内瓦的波德默图书馆、英国的不计其数的博物馆——其中有都柏林的比蒂图书馆、曼彻斯特的里兰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等。”
“在那些地方你真的偷窃过吗？”
莱布朗得意洋洋地说，“是的，我们干过，但不是在所有的地方——因为不一定都有恰巧是公元一世纪的羊皮纸和纸草纸。在大英博物馆我们战果斐然。那个博物馆真是个撩人心肺的地方，那里竟有一卷空白的萨马利亚羊皮纸、一卷相当部分都是空白的萨马利亚羊皮纸。最妙的是，博物馆里相当多的羊皮纸经卷——有许多无字的部分——既未分类又未整理，因为缺乏人员和设备保卫，所以这些东西相当好搞。嗯，当然，在我的故乡法国也有一个宝库——就是国家图书馆。那里贮存了成千上万这类手稿，末翻译过，未发表过，也未分类过。唉，真是个浪费。所以我就利用一些空白的公元一世纪的纸草纸，把它们派上用场。你懂吗，先生？”
“我当然懂，”兰德尔说，“但是你怎么把它们弄下来的呢？”
“就走上去扯掉，”莱布朗坦率地说。“走上前，胆要大心要细。一些博物馆我在破晓前能很容易地进去，有的我就藏起来直到关门后干。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先破坏掉警报系统，然后就干强盗干的勾当。对于那些戒备森严的博物馆，我就起用一些已接了我的贿赂的同伙。其中两次我同那些警卫们谈判以达到目的。那些穷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警卫们薪水很少，这你知道，有的警卫是有家有室的，有好几张嘴等着吃饭。贿赂很容易就打开了许多馆藏的大门。兰德尔先生，我只需要一小部分羊皮纸和纸草纸，得来易如反掌。提醒你一句，我需要的东西很特别。纸草纸和羊皮纸的制作年代最早不能早于公元前5年，最晚不能超过公元90年。至于墨水，我用一种在公元30年到公元6Z年问使用的配方——在灯烟和蔬菜汁中加入一种特殊的古老的成分，公元一世纪的书写员们用的就是这个。”
“但是关于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的报告的内容，”兰德尔说，“你怎敢杜撰呢？这些东西怎能骗过世界上最博学的神学家和学者呢？”
莱布朗咧开嘴笑了笑，“首先，因为人们非常需要这两样东西。在宗教人士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贪财或恋权，他们需要这样的发现。那些宗教领袖们早就想要这些了，他们渴望得到，耶稣复活的气候和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我以詹姆斯和彼得罗纳斯的名义记下的每一个想法或行为都不是完全捏造的。我用的所有构思都不只一次地被教会神父、历史家或其他早期的福音书作者在公元一世纪后暗示过。有些东西被提到过，但被修改或疏忽了，甚至被全盘忽视，现代的理论家也在重新研究它。”
“他们都提到过什么？”兰德尔想知道，“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就以彼得罗纳斯羊皮纸为例——真有彼得罗纳斯这个人吗？”
“当然有，在彼得遗失的福音书中就提到过这个人。”
“彼得遗失的福音书？我从未听说过。”
“它确实存在，”莱布朗说，“那是在1886年，一名法国的考古学家在埃及上尼罗河的阿米姆镇一个古墓中发现的。彼得福音书是在将近公元130年时写在羊皮纸上的经文，它完全不同于所谓《圣经》正本中的福音书，它认为是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