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开来。
墨家的教义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义有相似之处。墨家依靠严密的逻辑，缺少初期教友派痴迷的特色，可是两家在人与神直接交流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在个人全心全意献身于人类的同时又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方面，两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二者的和平主义态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世代饱受战争灾祸的人所表现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个学派并存了几百年，不但对中国的制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它们的争鸣驳难中，产生了若干较小的学派。其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国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国的组织中发展得最为完备。几百年之后，秦国崛起，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当时的中国被颓废的封建制度所引起的无休无止的战祸折磨得虛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观念是实行法治，并尽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们专注于制定成文法，使法律条文的意义非常准确严密，以便使个人的意见无法侵入法律的实施过程。他们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批思想家。周朝贵族免受周朝法典的制裁。考虑到这个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场革命。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徇私情的主张，把秦国锻造成为一柄可怕的利剑，使之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团结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到了新的王朝汉代之时，法家这一学派却销声匿迹了，虽然它的原则涂上了一层儒家的色彩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有趣的是，主要是由于法家学说与欧洲法制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华民国初期曾得到短时间的复活。
诸子百家的种种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后几百年间天下大乱的势头。骑兵战兴起后的战争更为血腥残酷，人口因此而急剧下降。滥杀战俘的结果，是贵族的人数大大减少。秦国位于黄河上游北岸，这使它幸免于上述的的灾难。秦岭山脉是它的保护屏障，使它幸免无大多数战祸。秦国的历代君王及谋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尽管其终极目标是夺取天下统一中国，然而他们避免打无取胜把握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遵循增强实力的国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秦王的谋士主要是法家；在他们的指导之下，秦国由一般的封建小国转变为一个面向征服霸业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它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使人吃惊。
秦国的军队据有受宠的地位。人人都可能会终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将领，带兵打仗。凯旋将领和骁勇士兵受到重赏。败将懦夫常被处死。法家务求赏罚分明，以严厉手段确保上述奖惩条例的严格执行。这个奖惩体制的最大弱点是，它给农民的只有惩罚，而没有奖赏。这样的体制可以使人服从，但是它不能使人尽忠。它不能激发忠诚。在秦国最杰出的君主—历史上称之为始皇帝—的统治之下，秦国终于征服了全中国；此后，秦朝的统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维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于一身。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问题，他巩固中国的业绩，他为后代统治者创建的模式，是非常显著的成就，然而他过激的政策给他带来的却是千古骂名；他企图摧毁古典教育和仕子参政的模式，这尤其使他受到后世人的唾骂。始皇帝幼年登基，继续推行先王开始的扩张伟业。每当征服一个诸侯国或地区之后，他都要将当地的世袭贵族杀戮灭绝，并设置新郡，将其并入日益膨胀的大帝国。征服霸业完成之后，全国共设置了36郡，以后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设置若干个县，以便于管理。
始皇帝登基时，北方蛮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强。为了保卫刚刚并入的疆土，他将原来各诸侯国修建的戍边城墙和屯兵点联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有人认为，万里长城不仅是用来防御蛮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来防止农民外逃的。正如后世的情况一样，秦朝的经济也是完全依靠庞大的农业人口，依靠他们给国家提供的剩余产品。农民在始皇帝统治之下所受的残酷压榨，必定给农民民逃避赋税和徭役以强烈的刺激。无论修筑万里长城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它包括了多少原有诸侯国的边墙，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它永远是一座纪念碑，它铭刻着名副其实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组织才能。
秦始皇个性太强，不可能巩固他的江山。他这种个性的人绝不能容忍儿子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才华。他刚去世，全国就陷入民怨沸腾的局面。虚弱的秦二世企图保住江山，但是在几个月之內（疑有误—译注）就被推翻了。王朝统治下的太平让位给军阀的混战，饥饿的暴民蜂拥而起、四处抢夺，饥民所到之处，每每造成灾难。经过天下大乱，终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证明，全国很快恢复了太平和大治。这位君主名叫刘邦，即使不是他开创了军阀夺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他夺天下的模式与后世军阀夺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农家，不知书识字，系由流寇起家。后来自封为沛公，最后登基称帝建汉期。汉代时期的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大国。
9…3 晚期王朝中国
上下两千年之间，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公元100年东汉年间，人口统计报告已达6000万人。应该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总是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农民完全有道理认为，任何官员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所以他就尽量少报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几乎静止不变，说明人口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资源和技术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统计显示出缓慢的增长。1736年的人口统计是1亿3500万。可是，1736年至1881年之间，人口突然跃升至3亿8000万。此后，中国的人口就稳步爬升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整个旧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加。其原因尚未弄清。欧洲人口的增长，被归因于机械化的兴起和殖民地市场的开拓。然而，人口增长的现象同时还现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的中印两国并不存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庞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在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在天下大乱，内战不休的时期，中国人也保持了统一的传统，他们把这样的时期只当做是历史的插曲。
庞大的人口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使中国确确实实地坚不可摧。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要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要被迫接受中国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在西方遭遇这类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庞大的人口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8世纪时，还不到2500万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此之前从未超出过1000万。在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数以亿计的人口造成了新的问题，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找到。
要了解中国政治组织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一般社会模式。除了中国东北部之外—这儿的农民住在孤零零的大农场上，颇象美国农场的模式—单家独户独居的情况极为罕见。真正的居住单位是村庄，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村庄周围筑有土墙以防流寇袭击。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有若干城镇，城镇的职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旧中国城里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官僚阶级），城里还住着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比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经济运转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印度和西方都有一些差別。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不存在按种姓世袭的行业。也不存在西方那种把制造业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极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这种模式。事实上只存在地方特产集中的情况；在一个地区，有些村庄生产一种东西，用以与其它村庄交换別的产品。交换在集市小镇里举行，镇的规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间。农民上市镇卖自产的东西，用以换取原料或别人的产品。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全国使用的篮子，另一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铁，如此等等；这种按地区特产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尤如是船长：无论他占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