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琐话》
序（吕冀平）
中行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交往三十年，每相聚，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自以为相知不可谓泛泛。然而直到读了《负暄琐话》之后，我才仿佛看到了他的更深的一面。他博极群书，中土之外兼及西方，尤其在哲学方面，青年时期曾下大力气做过深入的探索；他兴趣广泛，举凡金石书画、文物骨董等等，都有过非同一般的钻研；他身历几个时代，备尝生途的艰辛。因此听他评说世事，谈论古今，臧否人物，总是使我开眼界，受启迪，深深地叹服。不过，由于他出语冷峻，难得流露感情，我又一直觉得他只是在客观地，甚至是漠然地剖析这个大千世界，而从不为这个世界所动。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一个宁静的学者。三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与工作（严格说来这工作并非他真正的专业）相联系的著述之外，没有写过他应该写的东西。我常常想，这可能就同他的“漠然”有关吧？现在，《琐话》纠正了我这个想法。记得刘知几说过，知人论世要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这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其实不光是搞史，做任何学问都不能缺少这些条件。但是《琐话》的出现使我感到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即使是卓荦超群之士，他的才、学、识也将蒙上灰尘。看来中行先生并未忘情，他被这动力推着，在古稀之年还孜孜矻矻手不停书，面对人间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琐话》六十馀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通篇思想之淳厚，文字之精美，不需要我来赞一辞。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的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中行先生说他的《琐话》是当作诗和史来写的，这种苦味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单颜色的，而且是剑拔弩张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近几年大有好转，但是平心而论，朴实清淡，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咀嚼，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上的教益和艺术欣赏上的享受的文章，毕竟还嫌太少。我们相信，《琐话》将会使读者得到这两方面的满足。
承中行先生惠寄原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先生并嘱为序，我不揣谫陋，谨述感受如上。
1985年8月10日
一 小引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可惜的是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老了，有时也想到三不朽。可是惭愧，立德，谈何容易；立功，已无投笔从戎的勇气；立言，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精思妙意。或者损之又损，随波逐流？可惜连挤满年轻人的园林街市也无力去凑热闹。那么，还食息于人间，怎么消磨长日？左思右想，似乎可做的只有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或年不老而愿意听听旧事的人们，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
影子的内涵很杂，数量不少，这里抄存的是与上面所说之“境”有关的一点点。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逝者如斯，长生、驻景都是幻想，永垂不朽只能存于来者的感知里。遗憾的是存于来者感知里的数量太少了，尤其是不曾腾达之士。《史记·伯夷列传》末尾有这样的话：“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由太史公到现在，又两千年过去了，“名堙灭而不称”的真是不可数计了。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一九八四年四月
二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馀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三 黄晦闻
一九三五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椠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20）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椠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郘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