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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4）
《这就是支那》书影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以客观公正自诩，而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东京：栗田书店1941）又进一步打出了“科学”的幌子。实际上，此书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可以说是山崎百治所描绘的“丑陋的支那人”之大全。作为一个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博士，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人》的写作上，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自然科学著作的那种形式，即，每一章先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支那人”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是“摘要·考察·概括”，并在其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全书分两篇，第一篇是《现实中的支那民族性》，第二篇是《支那民族性的史的考察》。从现实而及历史，罗列出了他眼中的“支那民族性”的方方面面，亦即“支那人”的丑恶形象。
上篇第一章的标题是“现实·现世·实利主义·商人根性”。他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专心努力于在现世、现在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国家和未来。这是百恶之源，导致一切犯罪和背德层出不穷。二、不问阶级、职业、性别、年龄，都渗透弥漫着商人根性。对一切的事物、现象只从损益、利害上加以考察和判断。”
第二章的标题是“诡辩·谎言·强辩·矛盾·婉曲”。他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为了利己的生存，昧着良心，诡辩、谎言随口说出，蛮不在乎，因而外人难以理解其中真意。二、只要他们的良心处于麻木状态，即使协议多少回、开多少次会议，广泛的团结都不可能。”
第三章的标题是“掠夺·盗窃·抢劫·走私进口·欺骗·共产”。山崎“考察”的结果是：“一、盗窃癖，在整个支那民族中弥漫。原因在于良心麻痹。追究原因，则归结为‘如果良心不麻痹，就无法生存’，这是惯犯所表现出的心理。其中有极力将盗窃合理化的意思。二、关于支那的一般民众，多少有值得同情之处。至于构成上层阶级的军阀、党派、财阀等，断然不应同情。一般民众成为惯犯，原因就在他们身上。三、倘若不把这些巨头彻底地打倒、肃清，那么这个民族的常习恶癖，就丝毫不能改正。四、只有对这个支那民族来说，国家建设、社会改造，大公司、大事业的运用和运营，绝对是不可能的。五、支那的一般民众，因贫穷而成为盗窃惯犯，他们组织秘密结社、匪贼团伙，也有发表义贼的宣言，过共产生活的人。如果给他们找理论根据的话，可以说他们与从外国传入的朴素的合理性相一致，有容易走向共产化的可能性。六、由于贫穷、良心的麻痹，利己主义的一般的民众，对有产阶级的金银财宝土地等的均分，肯定都举双手赞成。然而，要是让他们从既得的利益中提供一些出来，他们肯定会顽强地抵抗。要之，‘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这是支那一般民众的通性。因而，在支那的共产、均分等，可以一时成立，却不能长久。……”接下去他“概括”说：“这一切恶癖的根源，在于良心的麻痹、伪瞒。‘良心的生活过不得’、‘不昧良心，就不能生存’，这是支那的一大根本的缺陷，笔者称之为‘支那恶’。”
第四章的标题是“伪和·伪造·模造”，在列举了中国商品中假冒伪劣货色泛滥的事例之后，他的“考察”结论是：“一、盗窃是支那的常习，比盗窃稍轻的罪恶是欺诈；二、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在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三、除盗窃外，欺诈可以得到更多的不正当利益，所以支那民族热衷欺诈是当然之事。”山崎的“概括”是：“一、支那的商品中，没有不是假冒品和仿制品的；二、连宣传、谣言也多是伪造，可以称之为虚假宣传；三、如此之类，在良心泯灭、欺诈横行的支那民族中，是家常便饭。”
第五章的标题是“官宪·官僚·统治阶级”，在列举了有关事例之后，山崎百治做出如下“概括”：“一、支那民族特别是知识阶层，都热切期望自己成为政治家、官僚、官吏，那是因为这确实是份好差事；二、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他们就一心营私，专事虐政、压榨，而不把民众的困难与痛苦放在眼里。……”
第六章的标题是“兵·兵匪·军阀”，在列举了当时军阀和大兵的所作所为后，山崎百治说：“一、军阀无论新旧，全都只考虑自家的利欲，其部下将兵，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的离合聚散，也以利欲为转移。二、他们从不把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滥施淫威，敲诈勒索。支那民族虽上上下下视之为蛇蝎，却无可奈何；三、如此，良心麻痹、现世本位的支那民族，却认为‘军阀在支那是最大的财主、最高的身份地位’而羡慕不已。”
第七章的标题是“宣传”。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高明，即“不像宣传的方法才是宣传”，“对着来客……介绍房间挂着的书法、照片，这就是高明的宣传”，“被数量庞大的图书，汉字的魅力而迷惑的外国学者，成了在世界上为‘中华’而宣传的斗士。由此，支那的真相实体被掩蔽，而获得了尊敬、热爱和同情。实在是‘不战而胜’的妙策”。他的“概括”是：“支那民族是个擅长宣传的民族。”
第八章的标题是“言与为·形式与实际·知与行”，山崎百治说：“真正的文化，不论是民族还是个人，应该以营造高度言行一致的良心的生活为基准，而不能以文献的多寡来决定；‘真实’或‘实际文化’、‘文献文化’，应有严格的区别。可以断言在支那没有‘实际文化’。”他称：“支那民族，言论是言论，实践是实践，形式是形式，实际是实际，它们都是不同的两回事，言行一致毫不顾及。在知识分子中，此弊尤为显著。”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5）
第九章的标题是“无知·无关心·漫不经心”。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特别是一般民众，都是粗野无智，容易为谣言、迷信所迷惑；“支那民族，不分官民、阶级、职业，只注意处理与自我相关的事物，其他一切概不顾及。”
第十章的标题是“性欲”。山崎百治举例说，在“支那”的战争和兵变中，鞭尸的行为很多；在盛大的演出中、在乡村戏剧等各种各样的表演中，盛行猥亵的表演；在骂人、恶作剧和暴行中，关于“性”的东西甚多；黄色图画、读物极受欢迎；关于“性”的药剂、饮食很受欢迎，鸦片与性欲关系密切；支那上层阶级皆好色，下层阶级则性饥渴。他最后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的性欲极其炽烈，极其执著，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试图使性欲更刺激、更强烈、更持久。至于下层阶级，经常是性饥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险。二、‘生存欲，是支那民族的衷心欲求，而‘性欲’则是其核心。”
第十一章的标题是“鸦片·麻将·游乐”。在列举了“支那”人鸦片泛滥、吸烟成瘾、赌博成风、吃喝玩乐成风的事例后，结论是：“一、吸烟、赌博，在支那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持久、广泛、深入，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严格禁止是非常困难的；二、食欲中有性欲，赌博中有利欲，吸烟又和性欲、赌博有关。充分满足食欲、赌博、吸烟、性欲等游兴，是支那民族特有的豪华版〔生活〕，是全民族向往的极致。他们将日本人的接待、招宴视为小儿游戏，也是理所当然。”
第十二章的标题是“忍耐·努力·执拗”。山崎百治概括出的结论是：“支那民族，为了‘生’，为了享乐，如何的艰难困苦都不在乎，而专心于发财致富。如有利可图，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获得，决不死心断念，变‘没法子’为‘有法子’，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第十三章的标题是“防卫·结社·相互帮助·排他·面子”，在列举分析了有关事例后，结论是：“要而言之，由支那民族自身来建设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外部得到强有力的援助和协力。在这方面，日本民族最可堪当此任，而现在正是首当其冲，可以说是天命注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大声疾呼：1支那民族要彻底抛弃中华的、排外的思想，发挥真正的相互扶助精神！ 2日本民族，在对支关系的所有领域，都应该派去实践神道的挺身队！”
第十四章的标题是“直观”，认为“支那民族”“头脑灵活，直观敏锐”，但因太“直观”，对于“国家、社会、大事业、大公司的经营和运转，则很拙劣”，并且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的利害得失，容易堕为“机会主义”，要改正之，除了由日本人“来领导他们以外，别无办法”。
第十五章的标题是“发现·发明·中华思想·轻日思想”，在这一章中，山崎百治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的悠久和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但他以设问的方式做出的结论是：“为什么支那古代文化不能在本国永葆繁荣，而被日本吸收后，却发挥其精华，使日本文化变得更伟大？为什么欧美文化在支那不能繁荣，在日本文化中却异常地发达？”他认为，必须使中国人“明白轻日思想的无意义，这对日支两国、两民族真正幸福的将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
第十六章的标题是“儒林·礼·道风·民心”，这也是山崎百治“支那民族性”论的最后一条，算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点“肯定”，在此介绍从略。
山崎百治在上述十六章中，用了十五章，历数了“支那民族性”的恶劣之处。到了第十七章“总括”中，山崎百治说：“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活着的人总有善恶两面，不过是善的素质多的被称为‘善人’，恶的素质多的，被称为‘恶人’罢了。”也许他自己也觉得把“支那民族性”说得一无是处，有损于他的“科学的解析”之“科学”，所以他把上述的“支那民族性”分为“支那恶”和“支那善”两类。其中，“支那恶”共占十五条，“支那善”只占七条，而且在这七条中，有些“善”在山崎笔下实际上已经不是“善”，如“宣传”、“直观”、“中华思想”之类，他本来已基本上做了否定。看来，所谓“支那善”，不过是山崎标榜“科学解析”“支那恶”的几条陪衬罢了。
山崎对“支那国民性”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