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对于以前就对我方有理解的国家，要使其进一步加深对我方的理解，进而引导他们进行于我方有利的宣传。
11．对于以前对我方不关心的国家，要利用此次事变引导他们注意我方。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3）
1938年，日本军队大举向中国内地推进，5月占领徐州，十月占领武汉。翌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题为《武汉作战以及政府应采取的宣传方策》的报告，其中写道：
一、1月16日帝国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在汉口陷落后毫无改变，绝不与奉行抗日容共政策的国民政府举行和平谈判，这一点要更加彻底化。
二、即使蒋介石的没落的国民政府解体了，抗日容共势力的扑灭、扫匪工作、确保治安，也需要长期驻兵，要明白前面还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三、本事变的目的在于日满支相互提携、打下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故除了消灭国民政府外，还要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长期准备，排除外国力量干涉、倾注全力完成新支那建设的大业。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崩溃，时局也决不会缓和，我国民必须通观世界大势并对处之。为此，国民生活需要战时化，要特别强调扩大生产力、加强国防的必要性。
到了1939年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上述“方策”和“纲要”的基础上，经试行和修改，又出台了更为全面和翔实的《关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宣传方策大纲》。在第一部分《一般方针》中，使用了“东亚新秩序”这一概念；在《对外宣传》部分中，分别列出了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联这几个重要国家的宣传口径；在《对支宣传》中，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新支那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之类更虚伪、更具欺骗性蛊惑性的名词，其中再次强调“为了扑灭国民政府，很有必要全面展开与武力战相并行的思想战、经济战作为整个战争的手段”。
除了接二连三地制定和发布这样的宣传大纲、宣传纲要之外，日本政府还在1939年2月19日至25日、1939年2月20日至25日、1940年2月19日至24日，先后三次在首相官邸举行秘密的“思想战讲习会”，每次都邀请军部和政府的情报宣传部门的官员，举办专题研讨讲座。其中，第一次共有二十二人演讲。据当代日本学者山中恒先生在《报纸！都来美化战争吧——战时国家情报机关史》（第519～521页，小学馆2001年）一书中记载，那次演讲者及演讲题目分别是：
横沟光辉：《国家和情报宣传》
藤泽亲雄：《日本精神和思想战》
安东义良：《国际思想战的状况》
矢野征记：《支那事变和国际形势》
高岛辰彦：《战争指导和思想战》
清水盛明：《战争和宣传》
多田督知：《日本战争论的梗概》
小川贯玺：《支那事变和美英》
雨宫巽：《支那的抗日思想战》
白冰宏：《间谍战的现状和防谍》
犬冢惟重：《关于世界主义的秘密结社》
富田健治：《思想战和警察》
清水重夫：《关于“人民战线”》
平野利：《思想犯罪的现状》
平田勋：《马克思主义的克服》
阿原谦藏：《学生思想问题》
小野秀雄：《思想战和新闻学》
绪方竹虎：《思想战和报纸》
小林一三：《思想战与电影、戏剧》
益田义一：《思想战和出版业》
岩水裕吉：《思想战和通信机关》
田村谦治郎：《电台广播在思想战中的机能》
第二次（1939年）有八人讲座，题目有《思想战的理论与实际》、《国际思想战的现状》、《支那事变与宣传》、《新支那建设的基调》等；第三次（1942年）有十三人演讲，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内阁情报部参与”菊池宽的《思想战与文艺》。
三、“思想战”、“宣传战”的全面展开
经过如此连续不断、大规模、深入的“思想战”动员，日本所有方面的宣传媒体及从事文化宣传的人员乃至一般国民，都被纳入了“思想宣传战”的大网中。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4）
在中小学，日本通过种种方式和活动对中小学校学生进行战争宣传。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充分利用教科书，叫做“宣传教材化”，最典型的是教科书中以宣扬侵华军人为主题的“战时佳话”、“战时美谈”、“军国美谈”、“爱国美谈”之类的教材系列，旨在向学生介绍和宣传侵华日军的“英勇壮烈”。如1932年“上海事变”中的拿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防御铁丝网而当场“阵亡”的“三勇士”，被称为“爆弹三勇士”、图24日本教科书中的《爆弹三勇士》插图
“肉弹三勇士”，被写入了当时的教科书，并配有插图，流传甚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宣传班”编写了《满洲事变中的美谈佳话》、“教育总监部”编辑了《满洲事变军事美谈集》等，都被作为中学生的修身教科书。通过这样的宣传教育，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军国主义思想意识。
报纸记者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担当者，更是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思想宣传战的前沿。当时在朝日新闻社任职的上田正二郎，在《今后的报纸——战时下的报纸和读者的精神预期》（综文社1943年）一书中写道：
举国体制下，和平产业的各工厂，不论人还是机器，都埋头于军需生产。报社也应该从过去的梦中醒来，作为思想战的弹丸而活跃起来。报社和一般的工厂不同，只要报人的头脑转变过来，就能立刻为国家服务。全国的报社从前仅仅属于和平产业部门，如今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换言之，它是重要的军需工厂。早晨晚上发行的报纸作为思想战的弹丸，都有很大的作用。（《今后的报纸》第3页）
新闻媒体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来协力于侵略战争及其“思想宣传战”的。在这种氛围中，自七七事变后，日本各报社、电台和有关杂志社的记者们纷纷随军到中国前线采访，成为“从军记者”；派遣从军记者较多的报社有大阪朝日新闻社，东京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同盟通信社等。究竟有多少新闻记者到了中国前线，目前还没有看到较为确实的统计数字。但从大阪·新闻之世界社1939年12月出版的《战争和从军记者》一书中可知，在七七事变后的三年中，在中国前线采访时“散华”（死亡）的记者就有二十五名，可知从军人数不在少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战场报道大都出自这些人之手。各大报纸每天都将中国战场的消息作为重要新闻刊登，有的报纸通篇充斥着鼓吹和煽动侵华战争的文章和歪曲中国真相的报道，极力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其中，鼓吹战争最卖力、影响最大的报纸就是有名的《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例如在七七事变期间，《东京朝日新闻》版面上天天充斥着这样的标题——
“支那方面态度强硬，现场谈判破裂”（7月9日）
“日中全面冲突的危机！蒋介石向中央四个师、全部飞行队下达进攻命令”（7月11日）
“南京政府无和平之意！”（7月16日）
“南京政府依然强硬不逊！”“皇军打响膺惩之战！”（7月21日）
“陆空猛击，支那方面溃败”（7月22日）
“冀察全无诚意，迫使日方独自行动，期限在近日正午！”（7月28日）
“皇军终于发兵膺惩”（7月29日）
“天津方面正在激战中”（7月30日）
“膺惩进击，猛威发挥，北平三千人武装被解除，皇军占领长辛店”（7月31日）
除了正常的版面外，这些报纸还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随时刊出“号外”。可以说，一般日本国民就是主要靠看报纸，来了解和把握战争情况的。这些记者及其报道的战争狂热、蓄意煽动，对日本国民起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在文学艺术界，一批批的作家在政府的组织下，组成所谓“笔部队”，到中国观战、采访，并以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随笔等各种文学形式，协力侵华战争，美其名曰“文学报国”。（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大量的艺术家——包括画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摄影家等——也组成了种种协力战争的团体，美其名曰“艺术报国”。在电影方面，战争期间，电影的宣传影响力得天独厚。新闻电影一时极盛，全国城乡电影院激增，人们争看战争新闻片。日本军国政府自然也强化了对电影的审查，要求电影为侵华国策服务，对不从者则给予打压和处分。如当时一位名叫龟敬文夫的作家和导演于1937年在文部省的策划下执导了一部题为《支那事变》的片子，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战争宣传，但次年龟敬文夫导演的另一部片子《上海》，却因为不符合军国政府的宣传意图，而遭到了禁止上映、撤销导演资格的处分，在电影界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从此，更多的电影人努力协力侵略战争，一些制片人和电影导演积极主动或被动地制作以宣传侵略战争为主题的电影，如丰田四郎导演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大日向村》，鼓吹日本人向满洲“开拓移民”，电影上演后令志愿到“满洲”开拓移民的人数剧增。黑泽明导演的《最美丽》，歌颂了战争中在日本军需工厂为制造更多的武器而拼命工作的年轻女性，即当时所谓的“女子挺身队”的队员。熊谷久雄导演的《上海陆战队》（1939）赞美侵华日军，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天坂具隆导演的《五个侦察兵》（1938）美化和歌颂了侵华日军之间的关爱，渲染了日本士兵之间的人情味，却回避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的行径；天坂具隆根据火野苇平的《土与士兵》导演的同名电影，也同样对日本侵华士兵大唱赞歌。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5）
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绘画及宣传画一时铺天盖地，战争歌曲歇斯底里，各种从中国前线拍摄的战场摄影集——日本称为“写真集”——以其直观和“真实”，大受青睐。仅以写真集为例，现在从日本各图书馆可以查到的关于上海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写真集就有：《上海事变写真帖·海军篇》（田中良三，尚美堂1932）、《上海事变写真帖·陆军篇》（尚美堂1932）、《上海事变写真全集》（玉之川写真馆1932）、《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写真大观》（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2）、《满洲事变绘画集》（通山光次郎）、《满洲事变从军写真帖》（大日本军事教育会）、《满洲上海事变写真帖》（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满洲踏查纪念写真帖》（满洲产业建设学徒研究团1933）、《满洲踏查纪念写真帐》（满洲产业建设学徒研究团，1934）等等；关于“支那事变”（七七事变）的写真集就有《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桥本龟郎）、《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第一辑，和知部队特辑）、《支那事变乡土部队写真史》（渡边春也）、《支那事变写真全集》（全五辑）、《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东光社）、《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中篇）、《支那事变从军写真帖》（北支那派遣军）、《支那事变圣战写真史（二）》（玉井清五郎，忠勇社）、《支那事变乡土部队画报》（第一、二辑，柿崎勇治），《支那事变写真全集》（朝日新闻社）等。一些杂志也出版《支那战线写真》之类的“特辑”。总之，当时日本一切媒体的中心任务是协力战争，全国形成了浓烈的思想宣传战气氛。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支文化工作”的由来及其实质（1）
如果说日本的“思想宣传战”是军国政府对日本国内战争动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么，所谓“对支文化工作”则是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它着眼于对中国的长期占领与统治，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实现这一目的，早在1923年日本就颁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逐步在中国推进他们的“文化事业”。日军全面侵华后，“对支文化工作”大规模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