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总之，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来加以实施。这就是近代日本福泽谕吉所不断鼓吹的所谓“官民一致”的思想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学者文化人作为“有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对民族、对国家都负有特殊责任。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尊重知识、尊重学问而自豪的国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侵华战争而言，从总体上看，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侵华设想的是民间学者文化人；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根据并将侵略加以美化的，也是学者和文化人；在日本不断扩大、并最终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登上中国土地而实施文化侵略的人，仍然主要是那些学者和文化人。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5）
总之，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主体成分是学者和文化人。所以，本书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正标题下，又加了“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这样一个副标题，其用意就在于强调对华文化侵略的主体构成。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希望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民间的、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责任。那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是军国政府当局一意孤行发动起来的看法，是表面的和简单化的。本书的研究可以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从设想到实施，大体经过了：
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
→ 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
→ 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
→ 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
这样四个阶段。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文化人又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这部分右翼学者在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联系到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不禁使人感到，历史上的现象与现实具有种种联系。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文化人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出笼，诸如《人民中国的堕落》、《瞎闯的中国》、《中国人犯罪集团》、《一个净找麻烦的国家：中国》、《中国的威压、日本的卑屈》、《所以说中国没救了》、《幻想的超大国：中国》、《“日中友好”是个幻想》、《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之类的书，大行其道，且颇有市场。一个姓小林的漫画家连续出版了三卷本《战争论》和一卷本《台湾论》的漫画论集，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发行数百万册，成为日本近几年的最大畅销书之一，影响极为巨大和恶劣。特别是更有人将近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政治的不满，蓄意夸大为“反日”，故意在日本人民中制造中国全民“反日”的假象。这些都不能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之后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的所作所为。那时有人鼓吹中国（“清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灭亡论，有人指责中国社会制度野蛮落后不开化，因此需要日本把先进文明输入中国，有人则历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丑恶，证明中国人民的堕落，更有人故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排日、抗日的因果关系，夸大日本人的受害，扬言出兵“膺惩暴支”……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似，不能不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果真有人要使历史再来一个“轮回”吗？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反华言论，是历史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变相、一种延续、一种当代形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挑衅。右翼学者文化人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压制和排斥日本国内正义学者的声音，蓄意掩盖、淡化乃至美化侵华战争，实则沉溺于“自恋史观”的病态中不能自拔，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人的舆论一旦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历史的悲剧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本书所涉及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属于历史研究。应当指出的是，现在一些日本学者故意将历史问题“学术化”，就是把历史事实虚拟化，将史实作为一种假设，在此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这种连史实都不予承认的所谓“学术”，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本书所研究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问题，不是一个可供争鸣的“学术”的问题，也不是“文学评论”似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样见仁见智的问题，更不是“张三说有，李四说无”的问题。归根结底，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笔者所要做的，就是要将这历史的、客观的存在描述出来、呈现出来。因而我在研究中也相应地采取了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为主的研究方法，并在行文中常常整段整段地引用原始文献，特别是那些稀见的文献。事实胜于雄辩，史料胜于评判，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文献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而无须笔者做过多议论和评析。当然，正如一切学术研究一样，本书也包含了作者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为作者的中国立场，体现为作者为什么要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我坚信，中日两国之间只有彻底解决了历史问题，才能很好地应对现实和面向未来。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1）
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大将军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扬言其目的是“直捣大明国”。在民间文人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而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19世纪初的布衣学者佐藤信渊。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以神道教来“宇内混同”（统一世界），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连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都设计好了。随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则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
一、1715年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
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由来已久。距今四百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提出了较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计划。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78年，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率师征伐播磨国时说：“图朝鲜，窥中华，此乃臣之宿志。”在掌握了第一章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国家大权之后，丰臣秀吉将侵华计划付诸实施。1585年，他在日本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称：“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议渡海。”1585年9月3日，丰臣秀吉在一份文书中写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朝鲜使节，并要该使节转交他致朝鲜国王的一封信，其中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1592年3月，作为征服中国的第一步，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1592年，丰臣公然叫嚷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直捣大明国”，然后还要“占领天竺（印度）”。当时中国明朝出兵抗日援朝，经过中朝军队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使丰臣秀吉的“奉天皇定都北京”的狂妄计划遭到失败，而大明帝国也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消耗和牺牲。
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当权者在此后的近三百年中，除小股“倭寇”时常骚扰我东南沿海外，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三百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有的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和宣泄民众的侵华意念与幻想，有的则通过学术的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在朝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
其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原为武士，后致力于戏剧创作，成为日本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净琉璃”（一种木偶戏）和“歌舞伎”剧本一百多部，被文学史家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有一部1715年出笼的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戏，名为《国姓爷合战》，是一部大型的历史剧。
所谓“国姓爷”指的是明代的郑成功。郑成功后受南明唐王隆武帝赐明代“国姓”朱，改名成功。《国姓爷合战》就是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的历史剧。然而，该剧本却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对郑成功形象的歪曲和改造。据史料记载，郑成功，原名郑森，字明俨，父亲郑芝龙曾赴日经商（做鞋子买卖），1624年与日本女子田川翁子生下郑成功。郑成功七岁时离开母亲回到中国，在福建安海读书，十五岁时考中秀才，二十一岁时随父亲郑芝龙到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1645年回到福建，在福州见到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见郑成功年轻有为，视为知己，遂赐其姓朱，改名成功。这就是中国民间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小字一官）因在日本参与反对幕府政权的活动，事泄逃到台湾，后建立武装集团，1628年受到明朝招抚。当清兵入闽时，郑芝龙作为明朝在福建的总兵却不战而降，出走北方依附清朝。郑成功不从父命，在厦门和金门一带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清。1653年，在广西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历史记载的郑成功生平事迹的大概。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2）
而在《国姓爷合战》中，近松门左卫门却把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写成了日本武士。胡说他是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以后才回到中国，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所谓“和”就是日本，“藤”字和当时日本称呼中国的“唐”字在日本语中都读作“とぅ”，而“和”字在前、“藤”（唐）字在后，明显具有突出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的意图，“和藤内”也许就是近松所谓的“国姓”的真正含义。在《国姓爷合战》中，“和藤内”和父母一同去“大明国”，在大明国靠着日本武士的神威，打败鞑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内明将与“和藤内”合作，并拥戴“和藤内”为“延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