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家。2000年，汕头首次出现了GDP增长率低于两位数的现象，2001年更出现了…2。5％的GDP增长率，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金融机构存款的负增长。全国18个地区的政府通知所在地企业不要和汕头企业往来，国家税务总局还专门针对汕头制订了严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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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输才会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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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人意识到了信用丧失带来的危害，开始了全民守信的总动员，通过汕头信用网的红黑名单严惩失信行为，政府也把“清吏治”列为了治本之策重建诚信。今天，汕头已经恢复了部分元气。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经常省身，才是避免迫不得已的挽救性自律的根本之道。其实，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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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善能”——勇的辩证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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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水的一个特点是“事善能”，就是说，水能够根据环境的差异而有效地发挥功能。的确，水在流行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水的忍让与融通。忍让不是软弱，融通不是圆滑，这是智者之勇的境界——因为忍让而无损，因为融通而顺达。
事实上，水的忍让和融通，往往是一个蓄势保全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趋势、顺应调整的过程。
这个限度，不仅是一个人忍耐的程度，也是他成就的程度，福分的程度。
忍让、容纳之勇，是勇的辩证哲学的一个层面。
唐代的娄师德“唾面自干”的故事，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娄师德的弟弟被朝廷任命为代州刺史。弟弟临上任，向兄长辞别。娄师德对弟弟说：“我没有什么才能，侥幸位居宰相，你如今又当刺史，这是让人眼红的，你必须设法保护自己。”弟弟说：“如果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也不说什么，自己擦干就是。”娄师德正色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有人往你脸上吐口水，说明他恨你，你竟然把它擦干？你可以根本不擦，让它自己干嘛。”
其实，娄师德弟弟忍的修养已经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而娄师德本人的功夫则更让人惊叹。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有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三大酷吏横行，娄氏兄弟能以无比的宽容作为人生的准则，成为极少几位善终的高官之一。
今天讲“唾面自干”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劝诫人们能够泰然面对某某人的唾沫，因为现实生活与工作中，无时无刻不需要大肚能忍、大肚能容的气量。面对想要发作的脾气，我们需要忍；面对不耐烦的性子，我们需要忍；面对困顿不顺，我们需要忍；面对顺境的欲望膨胀，我们还需要忍。事实上，能够处处做到忍，才是大勇。
牛根生的“忍”性让人叹服，几乎到了“唾面自干”的境界。
牛根生创建蒙牛之前，在一家大企业做副总，虽然尽心尽力、业绩卓著，但他做事冲劲十足，为企业的一把手所不容，处处受到排挤。这时，牛根生没有火冒三丈，而是选择了忍——递交了辞呈。
辞职后，他创建了蒙牛。但蒙牛与原供职的那家企业同在一个城市，经营的又是同一类产品，所以狭路相逢必生事端。那家企业财大气粗，对还很弱小的蒙牛进行强烈抵制，要求经销自己产品的经销商绝对不能经销蒙牛的产品，否则就取消其经销权。牛根生又选择了忍，然后艰难地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经销网络。
1999年5月1日，蒙牛在呼和浩特市的四十多块广告牌一夜之间全被砸毁，这种暴行遭到媒体的一致谴责，蒙牛最初也曾悬赏缉拿凶手。后来一个认识的同行给牛根生打电话说：“是我砸的，没办法，我要不砸就会被开除回家。”这时，牛根生还是选择了忍，不再追究，也不去争辩是与非，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产品开发和销售。
结果，牛根生的忍让和克制，竟带来了蒙牛人气和销量的大涨。因为，经销商佩服他的心量，愿意倾力合作，媒体和消费者认同蒙牛的品质，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实际上，这个限度，不仅是一个人忍耐的程度，也是他成就的程度，福分的程度。“量大福大”，此言不虚。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企业，经常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汲取经营智慧。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创造的“水库哲学”（即企业要蓄势，只有蓄势才能有冲击力）就源于老子的水哲学。日本厚生化学公司倡导“三S精神”：第一个S是Service，强调为客户的服务精神。第二个S是Speed，意指企业如水蓄势一般形成强大的势头疾速而行。第三个S是Superiority，指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其中，第二个S即Speed，主要指“积水”，此词出于中国《孙子》一书中的“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山者，形也”，意指胜利者之用兵作战，就像决开千仞之高的山涧积水一样，充满磅礴的力量。厚生化学的“积水”之说与松下幸之助“水库哲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厚生化学的总经理曾说，他深爱“积水”一词，并曾有意给公司取名为“积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忍耐的过程，就是“积水”的过程，当然也是蓄势的过程。
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
融通、顺达之勇，是勇的辩证哲学的另一个层面。
2000年，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要在国内上市，当时资本市场的不少人对钢铁企业并不“感冒”，而冶金行业之外的人也感到做钢铁的企业太多了。甘肃酒钢集团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但不少人感到国内有上海宝钢、湖北武钢和辽宁鞍钢，酒钢能有什么戏？所以在采访酒钢集团公司老总的时候，我就自然谈到企业的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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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善能”——勇的辩证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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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我的语气中带着怀疑，酒钢的老总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上海宝钢就像是钢铁业的美国，大而强；辽宁鞍钢如同钢铁业的俄罗斯，大而不强；湖北的武钢好比是钢铁业的德国或者是英国，很有竞争力。而我们酒钢就像是比利时或者荷兰。钢铁业存在一个区域优势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运输半径的影响，酒钢不像宝钢那样所有铁矿石全部从外部采购，因为我们自己有矿山。我们的定位就是做钢铁业的比利时或者荷兰，并不是因为有了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强国或大国，我们就没有生存空间。
实际上，酒钢宏兴上市5年了，公司的净利润已经从2000年的3。5亿元，增长到目前的七亿多元，发展十分稳健。
像酒钢老总这样的思维，在经济秩序十分稳定和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少见，如英国维珍老板布兰森即是如此。
“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这是布兰森为他的“维珍商业帝国”确立的市场哲学。
布兰森的维珍帝国旗下企业覆盖了餐饮、旅游、金融、电信、饮料、酿酒、广播、出版、唱片、娱乐、网络、航空、铁路、运输、婚庆服务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简直就是一个半国民生产部门。目前，维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企业，旗下有近200家大大小小的公司。
布兰森瞄上某个竞争对手，维珍立刻就成为这个竞争对手的市场补缺者。布兰森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观察那些庞大的、洋洋自得的公司，思考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努力寻找他们的软肋。”维珍是市场补缺者。哪里有不合理的利润，哪里有不满意的顾客，维珍就出现在哪里。
布兰森喜欢把维珍描绘成一只厚着脸皮、体型比不上大狗的小狗，这只厚脸皮小狗跑得很快，能够紧随在大企业这只大狗后面抢东西吃。“与那些财大气粗且惰性十足的品牌相竞争，很容易做到让顾客感到在我们这儿消费是物有所值。”布兰森十分自信。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他：“布兰森是个商业创意机器，他显然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英国的商业环境死气沉沉，大多数人都靠世袭的家产为生。他更适合在美国开展自己的事业。”
布兰森进入每个行业时，并不是新产品的创造者，但是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这种融通顺达之勇，几乎被他演绎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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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随形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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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代表已经在野20年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后，不断有人问布莱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布莱尔则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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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变的是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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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水“事善能，动善时”。是说水能够根据环境的差异有效发挥功能，随天时机遇，动静有时。
水无常形，所以水从不要求外界改变，而是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顺应变化。水到了杯子里，就成为杯形；到了盘子里，就化为盘形；到了葫芦里，就转为葫芦形……真正做到了因势随形、随圆就方的极致境界。
孔子是变化哲学的鼓吹者，他用水来巧妙地描述变化的无时不在：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孔子告诉我们，当你在河流中洗足，只要你把脚抽离水面后再插入水中，哪怕只有一瞬间，脚下的水已经不是以前的水了。
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会永远不变，那么，只有变化是永远不变的。
布莱尔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不过，变化往往是令人恐惧的。像“金融大鳄”索罗斯这样坚忍不拔的强势人物，面对记者问及“你最害怕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害怕不确定性。
的确，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恐惧并且不愿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因为不确定性有时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它往往会像一个不速之客，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
可是，变化是永恒的，恐惧和回避只能使个人或企业被历史抛弃。1997年，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代表已经在野20年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后，不断有人问布莱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布莱尔则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那么，如何面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是，水却教给我们一个合理应对并战胜变化的简化原则——因势随形。
要做到这一点，公司内部的管理策略和外部的市场策略，需要如水一般具备足够的柔性特征，因为过于刚性的策略是无法适应未来变化的。所以，我们说，水能够以柔弱胜刚强，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商业领袖深刻意识到柔性策略的必要性。李嘉诚阐述他的成功经验时说：“商业架构的灵活制度要建立于实事求是、能有自我修正挽回的机制（CheckandBalance）上面。我指的不单纯是会计系统，而是在张力中释放动力，在信任、时间、能力等等范畴建立不呆板、能随机应变的制度。”
在韦尔奇来华与中国企业家对话期间，曾有一位中国企业家同他谈起自己的企业有10年的长远规划，并在规划的范畴内制订了3至5年商业计划。韦尔奇听了以后笑起来，说：“3到5年的计划？太长啦！我认为1年都足够长了，因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你必须随时调整你的计划，来应对市场的变化。”
用刘积仁的话来说，变，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
东软集团的董事长刘积仁博士是我国IT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1年，从3个人、3万元钱、3间教室起家，刘积仁开始了东软发展史上的创业故事。如今六千多人的规模，二十多亿元人民币的年营业额，已使东软成为国内良性发展的最大软件企业之一。
刘积仁所在的软件与服务行业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响当当的产品品牌。他偏居东北一隅，业务主要是外包和解决方案，以及没有自己品牌的通用软件产品，这与用友、金蝶和金山等走的是两条路。许多初创的软件企业小有成就，一般就要提出做“中国的微软”，但东软是一个例外。
刘积仁在2001年的时候，曾在东软总部对我和单位另一位同仁侃侃而谈，谈东软的变化，谈东软的战略目标。
他说，东软并没有想做中国的微软什么的，非要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因为这不切合实际。没见过IBM有自己的软件品牌，但他们在IT服务市场上同样强大。
如今的东软�